1901年,清政府开启“新政”,近代中国迎来了第二次民间办报的高潮。在随后的十年间,资本、人才、技术伴随着纷争和压制涌向报业,大众传媒与中国社会以一种空前的姿态紧密联系起来。在近代报业的中心上海,报纸逐渐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随着上海“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报纸与城市的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作为第二次国人办报高潮中的一份典型报刊,成立于1904年的《时报》体现了这种变化。《时报》创建于政治环境宽松、商品经济发达的上海,报人来源于旧式的知识分子,以政治上的“立宪”、“改革”为主要目的。然而,从创刊时起,他们的办报活动又体现了与城市文明相适应的特点。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时报》在1904年至1912年的办报活动,从报纸评论、新闻报道及编辑三个角度,探究报纸与社会,特别是报纸与城市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在“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清末一批民办报纸呈现出了“城市化”的办报趋向,这种办报趋向,满足了城市读者和城市生活的新需要,在更好地实现了报纸功能的基础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导论,阐述本文写作之背景、目的与方法。第二章探究晚清时期《时报》在“城市化”背景下的创立与发展,包括其创立时的背景、立场及办报特色；第三章关注《时报》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他们如何在“城市化”背景下完成从旧式知识分子到职业报人的转变；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从《时报》的报纸评论、新闻报道以及编辑工作的角度出发,结合时评、“周生有案”及“万国赛珍会”三个具体事例,在对报纸文本与历史材料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探究《时报》在不同维度上的“城市化”倾向：第七章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