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随着ICSID仲裁案件数目的迅猛增加,在ICSID管辖权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ICSID各仲裁庭往往作出结果相反的管辖权决定,而各国学者更是互相批评,针锋相对。同时,中国近几年来在通过BIT同意ICSID管辖权的有关决策上出现了重大的转折,面临着极大的新“隐患”。而前述关于ICSID管辖权的新“问题”又会对中国面临的新“隐患”产生加深与扩大的作用。中国的国家利益正面临极大风险,但是,中国目前却并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新“问题”与新“隐患”。本文试图对这些新“问题”与新“隐患”加以探讨,提出管见。　　 《华盛顿公约》序言与第25条规定了ICSID管辖权制度的三个必备条件:“争端性质适格”、“争端当事双方适格”以及“争端当事双方书面同意”。缺乏其中任何一个条件都会使得ICSID对相关争端没有管辖权。就“缔约国在BIT当中表达同意”而言,如果能够善加运用,将极大地有益于中国在签订BIT的实践中防患于未然和趋利避害,所以,本文拟以该问题作为研究的重点。　　 本文首先考察《华盛顿公约》第26条当中对“用尽当地救济规则”的规定,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应该坚持把“优先采用当地救济”作为同意ICSID管辖权的前提条件。在同意ICSID管辖权时,应该针对缔约另一方国家的特点,分别采取“全面同意+重要例外”式与“有限同意”式,同时,应该坚持规定应有的例外事项。在签订BIT时,最佳选择是以明确的用语把争端解决规则排除于最惠国待遇范围之外,以防止外国投资者利用最惠国条款绕过BIT当中“当地救济优先”的规定,甚至通过该条款引用我国与第三国BIT中同意ICSID管辖权的条款。另外,我国今后签订BIT时不宜再采用“保护伞条款”,以便防止外国投资者利用“保护伞条款”把合同性争端“提升”为BIT争端并且让ICSID仲裁庭行使管辖权。　　 除前言与结论之外,本文全文共分为五章。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管辖权问题在《华盛顿公约》中的地位、《华盛顿公约》对ICSID管辖权的规定等等内容,接着以ICSID管辖权的第一个必备条件——“争端”适格为对象,对其中“法律争端”、“投资”、“通知”的效力这三个问题应该如何理解作了分析。然后,探讨了ICSID管辖权的第二个必备条件——“当事方”适格问题,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应该如何规定“缔约国”、“下属单位或者机构”、“自然人”、“法人”这几种当事方的适格条件提出了建议。最后,本章从“同意的表达形式”、“同意的撤销”以及“同意的排他性”这三个方面考察了ICSID管辖权的第三个必备条件——当事方“书面同意”。　　 第二章在分析了《华盛顿公约》对“当地救济”的规定以及ICSID仲裁庭的相应实践之后,提出以下建议:应该坚持当地救济优先。与用尽行政复议程序相比较,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前置行政复议程序的方法更加妥当。另外,本章还分析了“岔路口条款”对“当地救济”规则的消极影响。　　 第三章首先介绍了同意ICSID管辖权的四种方式,再对加拿大、美国、印度以及阿根廷同意ICSID管辖权的方式作了比较研究。笔者认为,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没有采取“全面同意”式,而是采取“全面同意+重要例外”式,阿根廷则由于采取了“全面同意”式因而在2001年发生金融危机之后的短短5年内被诉之于ICSID仲裁庭高达37次。然后,笔者对中国目前同意ICSID管辖权的方式加以分析,认为中国的同意方式不属于“落后”,而是“超前”,亟需引起应有的重视和作出必要的防范或改正措施。最后,笔者对我国选择“全面同意”式、“有限同意”式、“全面同意+重要例外”式以及“逐案同意”式这四种同意方式的利弊后果逐一探讨,同时还讨论了我国可以采取的种种例外,如“拒绝授惠”例外、“新投资企业的建立、并购”例外、“最惠国待遇”例外、“重要安全利益、特别紧急情况”例外、“金融服务”例外、“税收”例外等。　　 第四章逐一分析了涉及到“最惠国条款”的五个ICSID案件:“墨菲兹尼案”、“西门子案”、“凯木兹案”、“赛利尼案”以及“普莱玛案”。在此基础上,认为我国目前缔结的BIT规定不能排除将来仲裁庭把“最惠国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规定的可能性,并分别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第五章评价了两个对“保护伞条款”作出相反解释的ICSID案件:“SGS v.Pakistan案”以及“SGS v.Philippines案”。笔者认为,通过“保护伞条款”把违反合同的行为在性质上提升为违反条约将带来打开“防洪大闸”的风险。然后,笔者依次分析了国外学者所提出的几种解决方案:“投资者自我限制”方案、“涉及政府权力”方案、“司法礼让”与(防止)“权利滥用”方案,并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