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作用体现在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问题不仅涉及居民的公共福利问题,也关乎社会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创造了奇迹并且经济规模增加了50多倍,但是随着制度红利的消失,要素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暴露出深层次的弊端。通过绿色、创新的战略机制来引领生产方式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探寻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路径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以教育为核心,积累人力资本,实现技术创新,能够打造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地方财政对我国的教育供给起着支撑性作用,地方教育支出是教育公共服务得以有效提供,教育质量得以有效提升的来源。但目前我国仍面临一些问题,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相匹配,教育供给处于低水平甚至存在缺位现象。因此针对地方教育供给的研究,对于解决教育资源短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教育供给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决策制定。财政分权改革赋予我国地方政府较高的财政自主权,使得地方官员能够影响财政收支情况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而影响城市治理的进程。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的双重激励下,官员变更可能促使地方官员作出短视性行为,为了政治晋升,忽视具有时滞性的教育供给,而去专注于可迅速转化为可见政绩的基础设施投资。但不可否认,增加教育支出有利于城市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在晋升考核指标逐渐多元化的今天,地方官员是否会转变思路,眼光更加长远,去重视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性公共物品?这是有待验证的问题。基于官员变更和教育供给相关理论,本文针对地方官员变更对政府教育供给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并从市委书记角度出发,基于2008-2016年中国26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考察官员变更对地方教育供给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官员变更对地方教育供给存在负向影响。面对晋升激励,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会策略性“安排”地方教育支出,官员任期与地方教育支出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转折点出现在官员上任的第3-4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从行政级别视角来看,官员变更对地方教育供给的负向影响在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显著,在副省级城市不显著。从地区分布视角来看,官员变更对地方教育供给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东部地区其次,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从官员年龄视角来看,官员变更对地方教育供给的负向影响在高激励组显著,在低激励组不显著。本文结论与已有文献认为官员晋升激励会忽略社会性支出的结论相一致。为了缓解地方教育供给与经济增长不相匹配的问题,进一步发挥官员晋升激励在地方教育供给上的作用,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快创新晋升激励方式,重视教育等社会民生发展;第二,从官员任期以及来源等角度优化官员治理模式,推动地方教育支出优化;第三,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第四,引入教育绩效考核的标尺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