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字鼎堂,是书法史上的文人书家,同时也是一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在很多领域都所建树,曾两次渡日,第一次是公派留学,第二次是避难,也是其学术研究、知识生产的高峰期。本文着眼于分析郭沫若旅日期间的石鼓文研究与书法创作,尤其是郭沫若古文字研究背后的动机及写作过程,试图分析郭沫若在日本环境下,对于世界范围内考古大发现和汉学热的积极回应,通过阅读、译著获取最新的研究方法,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的研究方向由文学到史学,研究对象经历由古代社会、古代文献到对古文字研究的变化,与日人交往获取研究资料的情况,并分析其作为文人书家,在对书法资料的文字研究过程中的审美过程、思想观念、取法来源与书法创作实践。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选题意义、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第一章分析了郭沫若旅日的时代背景、学术环境及其交游情况,在中国“广译日本书,大派留学”的环境下,郭沫若东渡赴日,日本处于明治维新后的日洋结合的社会背景,考古大发现、东洋学热、兰学热的时节,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为郭沫若的思想观念及学术生涯的走向产生了直接影响。第二章阐述了郭沫若开展石鼓文研究的动因与契机,通过分析郭沫若在日本利用人脉获得资料开展了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后又转变为对于中国古文字的研究。此时此地可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最具有典型性的即中国当时见不到的石鼓文北宋拓片三种,尤其是石鼓文先锋本,得自田中庆太郎和河井荃庐,是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的必要条件。第三章分析了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的主要方法与内容,包括历史上的宋代的金石学、传统考据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德国米海里司的美术考古学研究方法等。这些方法有些得自郭沫若少时的小学基础,也有来日本后通过读书、翻译习得。郭沫若将上述方法用于自身的古文字研究,足见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视野,这种将现代科学与传统考据法并举的研究方法,使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有独到的成果,也为后人树立了研究框架和路径。第四章对郭沫若在日期间的书法作品做形式分析,同时追溯其研究过程中,基于石鼓文等研究对象的学习与审美接受,对于创作体裁上以文人尺牍手稿为主,展现了其作为文人书家的深厚学养,”我手写我口“的风范,体现出浓厚的时代气息。也体现了郭沫若对于经典的学习和转译过程,从日常研究的对象中取法,创作形式上对于经典的临摹、转译与突破,展现了书法中的文本、形式、情感等的多位一体的创作情况。结语,对郭沫若石鼓文研究中的日本契机做总结性的概括。郭沫若作为研究者,旅日是其本人的学术创作高峰;郭沫若作为书家,旅日期间以《文求堂书简》为代表的书法创作,有别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郭体”,面貌多元,取法明晰,能看到郭沫若的书法学习过程,是郭沫若早期书法作品的集中体现,旅日也是其书家生涯的典型时期,旅日经历对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与书法创作的走向都产生了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