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僵局的破解是司法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自2004年“新宇公司诉冯玉梅商铺买卖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新宇公司案”）之后,法院在同类案件的司法裁判时大多借鉴了新宇公司案确立的个案经验,允许违约方解除的判例逐渐增多,然在《民法典》颁布之前,既有的合同解除规则体系难以为合同僵局提供足够的规则供给,法院所援引的法定解除、继续履行排除及情势变更等相关规则均难以构成支持违约方解除的直接依据,其论证无法构成严密的逻辑闭环,而以公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利益平衡及效率价值作为裁判基础也存在着说理不足的弊端,故《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的存在便有了其必要性基础。同时,该条也突破了原有的合同解除旨在惩罚违约方的目的功能指向,反而实现了拯救和补偿处于不良状态合同关系的功能,为双方当事人提供了脱离无益“法锁”的出路,也符合合同法中关于效率、公平以及实质正义的价值追求,在警惕违约方道德风险和投机主义行为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故而在法理上具有其正当性。违约方解除权作为一项新规则,对传统的合同解除规则体系以及合同诚信、公平、严守原则提出了巨大挑战,要真正实现破解合同僵局、实现利益平衡、维护公共效率的立法本意,则有必要从解释论层面对其进行细化完善,故笔者从立法原文出发,对“合同终止”与“合同解除”的关系、“当事人”的含义指向及违约方解除权的性质认定进行了分析探讨,主张该条中的“终止”实为合同解除,其主体应当解释为违约方,而违约方解除权则为形成诉权,该条的实质内涵在于赋予违约方在合同僵局情形下请求法院解除合同的权利,此种解除实为司法解除。《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为合同僵局的破解提供了方向和出路,但其规定的适用条件存在诸多不足,为了更好地指导该条的具体适用,笔者在参考《民法典》一审稿、二审稿以及九民纪要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违约方解除的前提条件、判决解除的考量因素、违约责任的承担等内容展开了具体阐释,力求一方面严格限制该条的适用,在破解僵局的同时兼顾对守约方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尽可能地适应合同僵局的复杂情形,为该条的适用提供明确的裁判指引,防止同案不同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