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网络红人”在中国社会迅速发展,其简称“网红”现已成为对这一群体进行指代的专门词汇。网红是互联网时代的名人,其私人生活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会被进行公共化的解读。本文研究社交媒体用户“对网红私生活进行公共化解读”这一行为的原因,旨在深入理解当代中国的公私关系与互联网文化。本文回溯了名人研究的历史语境,确定了“网红”概念的学术坐标,回顾了围绕着名流新闻的价值争论,并将这种争论最终定位于对于“公共领域”概念的不同理解之中。研究选取papi酱“冠姓权”争议事件作为案例,对18位参与相关讨论的社交媒体用户进行了深度访谈,并使用质性研究辅助软件Nvivo12对获取的文本资料进行了编码和分析。之后,本文分别立足于不同学者视角下的“公共领域”概念,分析papi酱“冠姓权”争议事件中网红的私人生活进入公共领域的经过,结合访谈对象的自我意义生产过程,研究选取的案例中社交媒体用户对网红的私人生活进行公共化解读的原因。在哈贝马斯视角下,这种公共化解读发生在已经结构转型的公共领域之中,公共与私人互相重叠:网红papi酱的公共形象是被生产出的文化商品,“独立女性”人设满足了公众对于女性独立地位的想象,争议的产生是公众期待与她本身实践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社交媒体失去了理想中传媒的批判性,反而被商业的消费性所取代。在弗雷泽视角下,这种公共化解读本身存在于特定的次反公共领域,又扩张至主流公共领域之中:社交媒体为女性（主义）公共领域提供了空间,女性的冠姓权在这里已经脱离了私人领域的范畴,在本次事件中“冠姓权”的话语进入了主流公共领域,但部分更为激进的词汇则仍被排斥在外;豆瓣象组是另一个次反公共领域,组员通过对八卦进行阐释,对文化资本及其企图固定的网红形象进行反抗,但本次事件中他们的意义生产尚未扩展至更广阔的大众。在当代学者重振共同体理想下重构公共领域的视角中,这种公共化解读发生在重构的公共领域流动的边界中,也是多元主体争取承认的体现:公众追求自身贡献得到对等重视,将papi酱的私人生活解读为公共利益的载体;冠姓议题成为公共话题,意味着生活方式需要彼此体认;社交媒体为上述多元主体提供了相遇的平台,但彼此承认仍存在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