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分前言和六章及后记，文后附有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来源。 在前言部分，作者主要介绍选择本课题的目的和意义，并从理论上概述了本文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及其学术价值。 在第一章(引论)里，作者对古代来华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作了一个简要的考察，为转入正题——研究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及中犹关系提供了历史背景和基础。考察围绕以下五个方面：古代犹太人来华时间及在华聚居地；开封犹太人来自何方；开封犹太社团的兴盛及其逐渐儒化；开封犹太社团的衰落和开封犹太人的同化；导致开封犹太社团同化的本质性原因。 第二章开始研究1840年后来华犹太人，首先探讨他们为什么及怎样来华，他们来华后各地犹太社团(聚居地)的形成。作者将1840年后犹太人来华的历程分为三次高潮，即19世纪下半叶塞法迪犹商来华经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犹太人来华谋生，及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欧洲犹太难民来华避难。塞法迪犹商集团在香港上海的兴起促进了港、沪两地犹太社团的形成，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恶潮来华谋生导致了哈尔滨、天津两地犹太社团及东北、内蒙、华北若干犹太人聚居地的形成。作者对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的犹太难民这一特殊群体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着重考察了以下几个问题：犹太难民避居上海的远因近因；犹太难民来上海的路线、时间、人数和安置情况；纳粹试图屠杀上海犹太人的“梅辛格计划”和日本占领军强制犹太难民迁入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各方面状况；犹太难民能够在上海幸存下来的原因。 第三章对上海犹太社团进行了专题研究，因为上海犹太社团由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三部分组成，是中国境内最大且最具代表性的犹太社团，通过对该社团的剖析可找到诸多共性因素。从经济角度主要考察了上海犹商集团，分七个方面：进出口贸易、房地产经营、金融业、工业、运输仓储和公用事业、商业和娱乐业、对上海的影响及对全中国的辐射作用。政治方面主要研究上海犹太人中的锡安主义运动及上海犹太人与中国政治的关系，关于上海犹太人积极参与反法西斯斗争的内容则放入第四章进行研究。文化上主要考察四个方面：上海犹太人的教育卫生事业，上海犹太人的报刊杂志和电台，上海犹太人的文艺体育活动，犹太人对上海文化的影响。作者在此基础上总结了“上海模式”的几个特点：在没有反犹主义的氛围中开展活跃的政治活动，与中国人维系着友好关系，与外部犹太社团保持密切联系，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具有很高的文化素质。 第四章着重探讨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中犹关系。首先从三个方面考察中国人的犹太观：清末民初中国人心目中的犹太人；中国人看反犹主义；中国人眼中的锡安主义。其次研讨中国境内的中犹文化交融，包括犹太人是如何看中国文化的。作者认为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和欧洲犹太难民对中国文化的看法及与中国文化交融的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对三个群体的共性和个性进行了比较研究。最后，考察了中犹人民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互相支持和参加中国革命建设的犹太友人。其中涉及以前很少提及的中国国民政府制定的“犹太寄居区”计划，以及最近发现的中国前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救助犹太难民的材料。对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犹太人中的代表性人物进行了逐个研究和评介。飞 第五章对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犹太人”进行系统研究，这在国内尚属首次，在国际上也不多见。首先考察1945年后犹太人逐渐离开中国的复杂原因，认为西方一些著述将犹太人离华一概归于“害怕”共产主义是片面的，且带有严重偏见，必须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以此为出发点，对欧洲犹太难民，塞法迪犹太人、俄国犹太人离去的不同原因及过程作了详细研究。同时强调: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爆发，新中国境内仍有许多犹太人安居乐业，而香港犹太社团则始终十分活跃。作者首次对新中国境内的主要犹太组织一一上海犹联及香港犹太社团进行了系统研究，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接着，作者对定居世界各地的“中国犹太人”的情况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一是考察了三代“中国犹太人”的基本状况，包括人数、年令、职业，其中的名流，及他们成立的主要联谊组织。二是探研一波三折的中以关系及其对“中国犹太人”的影响。三是简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以建交以来“中国犹太人”纷纷重返“故乡”的诸多感人事迹，并提出:现在上海、北京等地又出现了新的犹太居民群体，而香港犹太社团更加欣欣向荣。 在最后一章(余论)中，作者考察了围绕“犹太人在中国”这一题目的学术研究，公众活动和这一题目的历史政治意义。首先，作者对从20世纪中至20世纪末有关“中国犹太人”研究的重大学术活动和主要学术著述进行了综述和点评。其次，作者介绍了“犹太人在中国”热从学术界扩展到社会的过程，特别考察了影视作品和展览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最后，作者以大量事实说明这个题目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反对法西斯主义，反对篡改历史，促进中国和上海对外交往，难护世界和平方面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