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0年代走出封建父权家庭到40年代回归祖父与故土呼兰河,“家”成为了学者们进入萧红文本的重要路径。伴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萧红作品中有关“家庭”、“家乡”的书写或被同时期的评论家批判为脱离时代的写作,或被80年代及之后的研究者拔高为个人化、审美化的写作。然而,这些研究共享着同一套评价标准,即以“民族国家”、“革命叙事”为基点,将萧红的创作放置在区别于“国家”主流的边缘位置。在这些有关“家”的文学研究中,“国”的经验往往处于一种不在场的位置。而萧红创作中“家”与“国”之间更多的张力感未被完全召唤出来。基于此,在方法论层面,本文试图厘清萧红文本中“家”的概念外延（传统封建家族、资产阶级革命下的现代小家庭、乡土家园等）,还原它们的理论所指及其意识形态的历史意义;并打破以往去历史化的研究范式,用一种重返历史现场的目光,将这些“家”的写作放置于20世纪前期中国的复杂语境,及与之相关的多重时代命题中加以考察。借此,本文试图发现萧红作品中“家”的表达与“国家”经验间的有机联系,并将二者的张力感从历史地表及固有萧红接受史中释放出来,以重审萧红创作的历史意义。本文主体论述部分第一章阐述作为五四娜拉的萧红对封建家庭的恐惧,和对现代小家庭的失望,并从家庭变革的微观视角,揭示出20世纪初期中国对19世纪欧洲思想模仿及扬弃的双重诉求。在家庭场域中节节败退的萧红,最终将自己投身于理想化的祖孙结构及“家族情结”中,但她也因此在40、50年代备受批评。第二章则试图将萧红从革命、抗战的边缘位置上打捞出来。通过弥合萧红前、后期书写的裂缝,印证萧红在抗战时期书写“家国冲突”并非是对现实生活中自我寂寞情绪的同义复指。相反,“家”本身构成了萧红介入抗战伦理一种文学形式。借此,萧红完成了她对抗战伦理下“家国重构”命题的思考。第三章则试图发现身为东北作家的萧红对20世纪帝国主义地缘政治,及与之相伴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敏锐洞察,并论述萧红于归家情绪下产生的“返乡书写”、“乡土家园情怀”在20世纪帝国主义现代殖民语境下的独特性及超越性。通过重审五四、抗战、殖民语境下萧红的写作,本文试图说明萧红作品中“家”的书写与“国”并非是分离的。她以一种极富张力的方式完成了自己对于时代的思考。而由此产生的问题意识,与20世纪前期中国面临的多重课题之间构成了有机的呼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