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模式主要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要作家作品有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咆哮了的土地》、茅盾《蚀》（三部曲）、丁玲《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洪灵菲《流亡》《前线》《转变》等。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主要描写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矛盾冲突时,在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下走向革命的道路。“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模式的产生是历史与时代创造性的结合,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自晚清以来,中国被迫打开闭关锁国的大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丧失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被动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之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自然成为其时代的主题话语,而爱情作为人类共通的情感、永恒的主题又和革命相互缠绕。封建时代的爱情主要被禁锢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牢笼中,女性只是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毫无话语权。在“革命”浪潮的涌动之下,个人革命和政治革命共同冲击着腐朽罪恶的封建帝制。“五四”时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文学作品主要描写婚恋男女冲破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阻碍,追求爱情婚姻的独立自主。20年代面对愈加尖锐的民族矛盾,蒋光慈将“革命”与“爱情”二者创造性的结合在一起,恋爱被纳入政治性的话语之中,恋爱所追求的身体解放、性解放和恋爱对象的选择皆是由阶级属性所决定,个人性的话语逐渐被统摄于政治性话语之中,恋爱具有明显的阶级性。但现实所表现出的情况却并不是如此简单,“革命”和“恋爱”表现出复杂的矛盾纠缠。“革命加恋爱”小说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之中,当时的中国一方面面对着沉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又伴随着经济发展随之而来都市的现代化,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革命加恋爱”小说表现出“先锋”与“通俗”的双重特质。“革命加恋爱”小说最突出的特征便是浪漫主义的特性,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书写的过程中,作家们一方面以真挚的情感表现对自由爱情的赞颂,另一面方面不管是“革命”还是“爱情”二者都指向了共同的目标——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构建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革命加恋爱”的表达正是建立在对自由独立新型民族国家的想象之中。同时上海作为当时国际化的大都市,伴随着都市的现代化和市民阶层的崛起,“革命加恋爱”小说又不可避免的受到市场和经济的影响,表现出向市场倾斜的特点。表现在形式上便是借鉴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表达形式,符合读者大众长久以来养成的阅读习惯,以期取得更大的市场空间。在文学传播方面,上海传媒、报刊等商业化的发展为其广泛传播提供了便利。在“革命加恋爱”小说巨大利润的诱惑下,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场创作潮流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革命加恋爱”小说严肃的政治性主题,使其“通俗化”的特征更加凸显。“革命加恋爱”因其模式化、类型化的弊端虽然在30年代受到了批判,但不管向前追溯其文学传统或向后延展它的发展历程,都能在文学史中找出它存在的足迹,这也正反映出“革命加恋爱”小说重要的文学和史学地位。在20世纪文学形式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可以说它发挥了“桥梁”作用,它为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走向现代提供了一种道路,即使在“革命加恋爱”的热潮过去之后,它也并未自此在文学史上消失,而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创作模式影响着以后的革命文学创作。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革命”存在的形式不同,但“革命”的主题一直隐匿其中,“恋爱”更是作为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得以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