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混改中双方选择标准以及动因、绩效研究——以赢合科技和东方园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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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自启动以来,国资和民营企业如火如荼地参与,特别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翻开了崭新篇章。201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早已明确提出鼓励非国资投资主体多样化参与国企改革,同时也积极鼓励国资利用投资入股、重组等方式与非国有企业展开股权融合,资源整合以及战略合作,不断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长足发展。国有资本混合民企因起始时间早,政策支持力度大,已有众多成熟案例,而近几年随着国家对于民企引入国有资本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一些民营企业出于各自目的纷纷选择了采用引入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这一反向混改模式。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首先探讨了民企在选择所要引入的国有资本战略投资者时的重点选择标准,以及国资在入股民企时秉持的度量标准。在讨论了反向混改模式中双方的选择标准这一基础性问题之后,本文以赢合科技引入国资战略投资者上海电气以及东方园林引入朝阳国资这两个案例分别作为正面和负面研究对象,研究两家企业引入国资战投的动因和路径、引入后的绩效,以及后续需要防范的风险,并对动因、绩效、股权制度安排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详细的对比分析,探究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为更多民企采用反向混改模式提供借鉴。在赢合科技引入上海电气这一案例中,双方主要基于优势资源互补,形成战略协同这一动因。由于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合作共赢、强强联手共同打造新能源产业新格局,形成强大的协同效应。对于民企引入国有资本之后可能产生的加剧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冲突的委托代理问题以及公司治理困境,赢合科技也做出了创新性的安排,即采用“老股转让+新股增发”的方式,不仅能保证赢合科技的未来发展,又实现多方利益协同;另一方面,公司采用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的模式。同时,公司辅以超额业绩奖励机制,保证管理团队具备合作的能力,充分激发了管理层的主观能动性。从定性及定量角度分析公司绩效,得出公司虽然面临着各种风险因素,但反向混改的实施使公司进一步重视研发创新水平,后续发展势头强劲。而在东方园林引入朝阳国资的案例中,从动因来看,不同于赢合科技,其选择反向混改主要出于企业纾困的需要。2018年以来融资环境趋紧,加上公司激进地进行股权质押,开展大规模并购以及从事PPP业务使公司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为了尽快脱困,企业适时选择引入朝阳国资。另外东方园林没有像赢合科技一样做出创新性的股权安排,只将5%的股份及对应的表决权转让给朝阳国资旗下企业,原实际控制人退出企业。从绩效方面来看,公司经营基本面有所好转,但公司资产质量低以及资金链危机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混改带来的效果无法使公司在短期内摆脱危机,需要持续关注并且理性分析。本文研究得出,民企选择引入国资战投的考虑因素主要包括上级政府以及所处行业的实际需求,国资本身的实力和背景,国资对于长期持股和参与民企公司治理的意愿高低,以及与自身产生协同作用的程度等。而国资在入股时的标准包括民企是否符合战略性产业政策,是否属于行业或者当地的龙头企业以及企业的整体业绩表现等。只有在参与的双方进行各方面的有效匹配后,才能推动反向混改顺利开展。民企反向混改的动因也不尽相同,包括政策指引、帮助企业纾困、实现资源优势互补等,不同的股权制度安排以及激励机制也会影响混改带来的绩效。总的来说,民企反向混改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改善经营状况,但机遇和挑战并存。下一步建议民企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优选混改目标,立足长期战略设计出有效的股权结构和激励机制,推动反向混改更高效广泛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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