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谣言伴随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行为开始产生,谣言的传播可能是恶意报复社会,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行为,恶意造谣的行为随着网络的发展,其带来的危害性已经远远不是谣言刚出现时那样,对国家、对社会、对集体造成的危害已经上升到必须用刑法进行规制,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说明了网络的特性已将这一传统罪名的危害性扩大数倍,而当人们作为社会性动物的时候,获得社会认同以及保持良好的社会声誉是人们社交的根本和基础,针对个人进行的诽谤行为就是用来破坏其社会生存的根本基础,网络社会空间的形成,使得网络诽谤这一方式得以发展,所以本文将网络诽谤归于网络造谣的特殊行为之下进行讨论。本文首先第一部分整合关于谣言的各种学说定义,然后给予其法律上的定义,对在传统造谣行为基础上加上网络的特殊性后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分析,以得出其入刑的必要性,由入罪的标准引出问题,司法实践中到底该适用何种罪名,我国对于网络造谣行为刑法规制的现状如何,着重分析“两高”所颁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引发的争议。第二部分是分析针对特定主体的网络造谣行为,对其涉及的争议问题,适用诽谤罪时犯罪构成要件的分析,网络时代下出现的新型主体,所侵犯的客体,是否包含主观方面的间接故意和客观归罪争议问题,以及最为重要的如何认定情节严重的客观标准分析。第三部分主要是探讨对于普通的无特定主体的寻衅滋事型网络造谣行为,探究其与《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竞合关系,《解释》中适用寻衅滋事罪时对于“虚假信息”、“公共场所”以及“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等模糊词语的界定,探寻“信息网络“的属性之争议。第四部分把视角放在两罪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比较,当出现不同的客观表现行为时应该对应不同的罪名,区分诽谤罪和寻衅滋事罪的认定。然后是对特殊主体的网络造谣行为,同样的客观表现形式但出现了不同的罪名认定,分析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本文试图从理论结合司法实践案例对上述争议问题进行探究,以得出对当下司法实践中应该当特别注意的事项,提出适用的完善建议,既能够坚持刑法的谦抑性,又能够坚守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达到在这过渡时期治理好互联网生态环境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