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生物学的发展打破了人自身的“认知黑箱”,使得人们可以研究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理解剖学原因和演化适应原因,前者解释了人类行为具体如何发生,后者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倾向。同时,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生物学思维方式对基于传统物理学的科学观、世界观、哲学观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给予了我们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和人类自身。近代以来,哲学以自然科学为文化母体,但却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自然科学从机械论范式到进化论范式的转变。我认为,在现代哲学发生了分化之后,哲学遭遇价值多元和价值虚无的危机,我们迫切需要某种普遍的价值标准。为了寻求解决的办法,将目光转向生命科学领域,来一次“哲学的进化论转向”,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具体研究进化论转向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应用,即探讨采取一种自然主义的、生物学的进路研究当代政治哲学问题的可行性,比如普遍主义、平等主义如何用进化论进行解释等。为了区别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开始的“生物政治学”研究,我将本文关注的问题称之为“进化政治学何以可能”的问题。具体来说,可以用进化论理解普遍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争论。政治真理是否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是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进化论支持社会规范的普遍性,因为人类情感和认知有共同的生物学基础,都源于漫长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共同基因;另一方面,进化论的观点反对普遍主义对人性的预设,生物学哲学认为所谓人性的观点是一种本质主义或类型论的思想,而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否定人类有既定不变的、与其他生物截然不同的本性,所谓人类独有的东西都可以在其他动物上找到初级或低级的形式。而且生物演化的功利主义观点可以支持“人人平等”的命题。当代政治哲学预设了诸如“人人平等”的道德前提和人性预设,但却没能解释这些前提和预设的来源,造成其合法性的不足。对人类演化史的研究表明,人类是一种专性群居的动物,合作的因素远大于相互之间的冲突和不信任。无论是出于团结协作、互相依存的原因,还是为了应对环境多样性而尽可能地增加基因型的数量,都有理由去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我认为,用基因演化和文化演化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当代政治哲学的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描述性问题和规范性问题的二元区分,是一种自然主义或者唯物主义的视角所必然要求的路径。这样的路径,能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富有意义的思想资源,它至少可以在很多问题领域上为已有的观点作生物学上的辩护,甚至也可能在一些地方颠覆原有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