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场域是一个围绕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直接冲突转化为法律职业者通过代理行为进行辩论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空间,是争夺“法律决定权”的场所。司法场域的提出克服了法理学中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二元对立的弊端。形式主义法理学认为法律是自主而封闭的系统,其发展来源于内在的动力;而工具主义法理学认为法律是现实的社会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是用于支配的工具。法律的力量不仅是通过解释法律文本体系以及国家机器背后的权力所获得,更是在司法场域内部通过多方力量的斗争得以保障。布尔迪厄对司法场域进行社会学分析,从场域理论的视角分析司法场域如何形成、维持和传播其法律观念的机制,深刻分析司法场域中法律和法律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回答“法律是什么”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工具主义法理学和形式主义法理学在研究法律问题时,忽视了将自身研究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由此,司法场域研究中涉及到的关系性和反思性的研究方法显得尤为必要。形式主义法理学和工具主义法理学对解释“法律是什么”具有片面性。形式主义法理学将法律看作一个完全自主封闭的体系,工具主义法理学将法律看作是权力关系的直接反映,这两种对立视角忽视了一种完整的社会世界——司法场域。在场域的视角下,法律既非躺在书本中的静态条文,也非利益集团的统一意志,而是行动规则、适用程序和解释技术的统一体,是社会进行竞争所依赖的资源与基本框架。社会世界中存在多元的场域。司法场域会受到政治场域、社会场域、科学场域等影响,导致司法场域中行动者被分布于不同场域的不同位置。普通大众与法律专家的位置构型以及法律理论家与法律实务者的位置构型,形成司法场域内的动态竞争,行动者依据本身所具有的资本和惯习进行法律实践。司法场域中法律力量的实现具有特定的场域逻辑。法律作为一种符号权力,通过对法律与外在关系中的绝对自主幻想而使人们“误识”,通过“命名”制造一种合法化的分类原则,通过“形式化”制造一种中立性和普适化效果。法律的供给与需求背后所体现出来的结构同源性,加强了法律的符号作用。“法条主义”和“理性行动理论”无法准确阐释司法场域中的行动逻辑。区别于明文规范与理性计算,布尔迪厄以“策略社会学”丰富社会践原则。用场域研究法律,就是从关系性的角度来研究法律,从而弥补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弊端。反思性的认识论超越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保持一种认识论上的警醒,能够使研究者对自己作为一个社会行动者而潜移默化所接受的预设进行反思。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的限度在于,只关注了微观视角下的利益竞争关系。这提醒我们在运用其理论时应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但我们应该承认,布尔迪厄所做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在看待事物和问题时的角度更加完整、全面和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