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围绕中国狐形象在域外的嬗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太平广记》和《今昔物语集》为中心,以与狐相关的文献东传日本为出发点,论述狐小说中环境的建构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盗墓、火灾二者的关系,并通过中日两国大量的文本对比,探讨中国狐形象在日本的嬗变,故分为四章展开:第一章运用文献学和统计学的方法,统计平安时期传入日本的与狐有关的汉籍,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分析狐形象东传日本的可能性;然后运用文本对比的方法,通过中日两国文本中的狐形象的对比,找到狐形象确实东传日本的理论依据,为后面三章的展开建立基础。第二章运用文本对比的方法,分析《太平广记》中狐与墓、狐与盗墓、狐书与墓中书三者之间各自的联系,最终证明《太平广记》狐叙事中墓地空间和狐穴空间的建构其实是对汉魏时期盗墓之风的再现;然后对以陈寅恪、黄永年为代表的以狐喻胡的观点,以及以刘正平为代表的狐化僧暗指摩尼教的观点提出置疑,唐朝以胡喻胡现象是存在的,但在狐小说中表现得并不明显,本文以具体的文本为出发点,结合玄宗时期颁布的重要诏令,证明以狐喻胡在《太平广记》收录的小说中的可阐释性其实很小;最后以上古巫术为切入点,结合汉朝的祥瑞观、魏晋时期的妖怪观和唐朝道教的发展,阐述天狐观的概念、特征、形成、及其在狐小说中的具体体现。第三章结合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的知识,概括《今昔物语集》中狐叙事的环境的类型,并以文本中的时间为主要论据,建立起狐叙事中的环境与平安时期的京城的几次大火灾之间的关系;然后以性格特征为中心,分析狐形象的性格特征的种类,对比这些特征与中国狐形象性格特征的差异,探讨其中的继承与新变,并从日本的民俗信仰和妖怪观念中寻找原因;最后结合日本本土同时期的作品,主要是贵族笔记,总结贵族笔记中的狐形象与《今昔物语集》中的狐形象的异同,并从各自的编撰目的和编撰主体分析形成这种异同的原因。第四章通过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今昔物语集》中天狗、野猪、蛇三种形象和叙事模式对《太平广记》中狐形象和狐叙事模式的借鉴,从而对中国狐形象在域外嬗变的过程和原因形成一个科学的阐释。附录是对正文日本狐小说研究的完善和补充,分为两个专题:其一是以日本民间广泛存在的狐冢信仰为切入点,在柳田国男和吉野裕子两位学者的假说的基础上,重新阐释狐冢的概念,并从中国狐小说中墓穴和狐穴与汉魏时期盛行的盗墓之风的关系出发,证明狐冢信仰的本质是将中国民间的狐神信仰和狐小说中的狐穴结合起来。其二是以日本民间故事中大量存在的狐与马的现象为出发点,总结文本中狐与马关系的具体体现,并以表格的形式呈现,然后从变身方式和文本地点两个方面找到这些文本与中国狐小说极大的相似性,在对吉野裕子狐马相生说的基础上,最终证明《竹书纪年》中“有马化为狐”和江户时期广为流传的马头观音信仰才是此类文本产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