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福柯和哈贝马斯曾就启蒙和现代性问题展开过一场“争论”。本文认为,福柯和哈贝马斯之争是一场被建构的“争论”,因为福柯和哈贝马斯从未进行过正面对话,这场“争论”更多的是哈贝马斯单方面地批评指责福柯,而福柯明知道哈贝马斯不同意自己的观点,却一直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保持沉默。那么,哈贝马斯究竟为什么要批判福柯?福柯又为什么不对哈贝马斯的批评进行回应呢?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理论上的冲突?事实上,福柯和哈贝马斯对待启蒙和现代性的态度是相同的,他们都拒绝要么彻底放弃、要么完全接受的二元立场。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所使用的“启蒙”或者说“现代性”概念和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概念的内涵略有不同。本文首先回到了文本中讨论哈贝马斯和福柯之间的这场“争论”。哈贝马斯先是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中,将福柯划定为“反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又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认为福柯是以尼采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继承者,并进一步批判了福柯的权力理论和谱系学。本文认为,哈贝马斯对福柯的批判和他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的批判是密切相关的。早期批判理论家引起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但是哈贝马斯不满于早期批判理论家把工具理性看作现代性进程的总体性特征,希望建立一种理性的现代化理论。因而,哈贝马斯开始对早期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并且展开对后现代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批判。作为“争论”的另一方,福柯明知道哈贝马斯不赞同自己的观点却一直保持沉默。因此,本文回到福柯的文本《何为启蒙》中,探寻福柯对启蒙问题的态度,试图寻找福柯对哈贝马斯的一种可能性回应。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认为启蒙是一种运用自己的理性而非外在权威进行判断和选择的精神气质,是对普遍性结构的一种反思。而启蒙所遭遇的困境就在于对普遍性结构的实践批判可能会无意识地被更普遍的结构所控制。要走出启蒙困境,必须让技术能力的增长摆脱权力关系的强化。由此,福柯转向了对权力、知识、主体的关系研究。本文认为,福柯和哈贝马斯争论的焦点在于“权力”和“知识”,并对哈贝马斯和福柯所理解的“权力”和“知识”进行了对比,认为福柯和哈贝马斯在“知识”和“权力”之间存在着理论对峙。本文认为,在这场理论对峙中,福柯和哈贝马斯使用了不同的理论模型来讨论“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对照科学技术学和科学实在论的不同认识论和知识观,理解福柯和哈贝马斯之间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哈贝马斯对福柯存在着三个误读:哈贝马斯错误地将福柯的“权力关系”混淆为“工具理性”,将福柯的全景监狱意象等同于福柯的社会理论,认为福柯是将科学知识等同于政治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