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是当前西方（主要指美国）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叛逆者,在当代公共行政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走向。关于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所涉及,在20世纪80年代初已经在公共政策等领域引起西方行政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在公共行政理论网络（PAT—NET）的组织下,对“后现代”及其对公共行政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发展空间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对话。20世纪90年代,法默尔《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米勒和福克斯《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以及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三本著作的出现,从不同角度宣告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宣言,确定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立场和基本原则。随着这一场讨论的不断深入,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主题也随之不断延伸和拓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了这场讨论,并把这场讨论带进了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主题分化,外部质疑不断,内部也出现纷争。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是对公共行政合法性自我检视的结果,也是对当代社会、科学和哲学等场景变化的回应。简而言之,公共行政合法性可分为实践合法性和学科合法性。公共行政的实践合法性来源于对于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不同追求,公共行政的学科合法性则是对公共行政学的基本问题、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不同回答。公共行政合法性的争论从现代公共行政学科诞生开始,就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相伴生,如影随形。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就是对公共行政合法性争论所提出的最新方案之一。同时,新社会的出现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提供了现实实践基础和需求,以量子力学、混沌理论、复杂性科学为代表的新科学奠定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认识论基础,除此之外,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更是从后现代主义哲学中汲取直接的理论来源。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可分为解构式路径和建构性路径。首先,从解构意义上说,虽然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目标是多重面向的,但对理性官僚制的批判和解构是其理论开始的起点。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从三个方面解构理性官僚制:主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从主体论上,理性官僚制所崇尚的是无个性的个体;从方法论上,逻辑实证主义被指认为唯一“政治正确”的科学方法;从价值论看,效率主义（工具理性）成为一切行为的先导。与之相对应,从建构意义上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从四个方面进行建构。从主体论上,后现代的主体是“言说”的个体,具有“意向性”;从知识论上,坚持知识的社会建构原则,拒绝“科学的”知识;从方法论上,颠覆逻辑实证主义的独断论,遵从方法的“无政府主义”;在价值论上,凸显“绝对他者”的伦理价值。为了真正实现“他者”,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设计了“话语游戏”的理想民主模式和对话场景。本文认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理性官僚制的解构是彻底的,借此拓展了公共行政理论新的话语空间。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建构却是不尽如人意的:话语民主的实现、理性官僚制的组织替代和解构的合法性,都存在着进一步辩驳和讨论的可能性,问题重重。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是公共行政学身份危机的产物,另一方面却加剧这一危机。我国正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变化的重大转折点,首当其冲受到挑战和考验的就是公共行政管理者,更对我国公共行政理论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为我国公共行政理论的“想象力”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要注意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本土化和适应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