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腐败问题。从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中国清廉指数排名与我国公布的相关反腐数据都可以看出我国腐败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同时,腐败行为出现新趋势,反腐败工作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运用前景理论对腐败行为进行解释,采用“理论框架—案例分析—模型分析—结论”的研究模式,分别分析个体腐败与合谋腐败模型中的关键变量对腐败行为的影响,研究腐败行为主体在不确定条件下的主观行为选择,从而找到腐败行为治理的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治理机制。本文运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在解释腐败行为问题上的局限性,提出前景理论在分析腐败行为方面的优势,从而以前景理论为基础开展相关研究,运用案例分析法验证前景理论相关性质符合实际腐败决策者的腐败行为,在个体腐败方面,本文基于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和决策权重函数构建模型,讨论了参数的变化对于腐败行为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在合谋腐败方面,在前景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博弈论分析方法建立三方效用函数并构建模型,讨论变量对于合谋条件的抑制作用,最后分别讨论腐败治理的机制。在个体腐败方面,本文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提高惩罚力度不能抑制腐败行为的发生,出现“惩罚陷阱”的情况,提高腐败的惩罚力度具有一定效果,但是还需要考虑腐败行为主体的相对风险规避度量。高薪养廉的政策若要真正见成效,在加强监督与惩罚力度的同时,还要采取措施加强腐败决策者对于监督与惩治的主观认知。在合谋腐败方面,可以通过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提高政府监管部门查处成功的概率,提高合谋腐败行为的成本,提高惩罚力度,加强警示震慑作用来抑制腐败者合谋腐败的概率,要关注腐败行为决策者心理,如对于反腐工作的主观认知差异以及腐败的心理成本,签订激励合同是控制监管成本又提高监管效率的有效办法,既可以考虑到政府监管部门的效益最大化,又可以使腐败决策者选择不合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