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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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其行为会直接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当政府行为提高当地居民满意度或幸福感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会相应提高。相反,如果政府在安排其活动时不顾民众感受,只是追求经济效益或者其他效益,那么会逐渐丧失群众对其的信任。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是解决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品的使用者是大众,如果公共品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就会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时,政府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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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和服务者,其行为会直接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当政府行为提高当地居民满意度或幸福感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也会相应提高。相反,如果政府在安排其活动时不顾民众感受,只是追求经济效益或者其他效益,那么会逐渐丧失群众对其的信任。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是解决市场失灵,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公共品的使用者是大众,如果公共品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就会直接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同时,政府信任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有重要意义,是连接政府和群众的桥梁,它具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群众相信政府会为人民服务,向政府求助时可以得到反馈。另一方面,政府相信在其做出安排时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会提高群众的政府信任感。那么,只有政府的工作安排和群众的需求偏好准确对接时,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实现财政资金的投资目的,实现政府与群众的双赢。政府活动往往通过财政支出实现,财政资金支出结构可以反映出政府工作的重点,在政府重点建设的项目中,会有较多的资金投入。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奇迹般的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现有的官员考核制度和晋升压力。现有的考核制度是通过经济指标和官员政绩来考核官员,在考核时除了参考一些客观指标,如GDP、脱贫率等,上级政府也会考察当地的建设情况,根据主观印象判断地方官员的政绩,综合决定官员是否能晋升。这就会导致各地官员争相提升本地经济增长水平以获得晋升的机会,他们将有限的财政资源优先投向更容易被看到的公共品而忽略不容易被看到的公共品,也就是“政治晋升锦标赛”,这也导致了中国城市建设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的现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教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在这些方面的公共品供给还远远不足,上学难、看病难的问题一直存在。相较于财政的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政府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投资还比较少,财政投入占比也一直保持平稳,没有较大的增长。已有大量文献表明,现在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已经非常充足,但是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还远远不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不能和公众偏好完美匹配,必然会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那么,在民生类公共投入不足的情况下,增加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对政府信任会有什么不同影响呢,本文对此展开以下研究。本文从政府信任的视角出发,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研究增加财政教育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影响有何不同。研究结果表明:增加教育支出可以显著提升政府信任,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政府信任没有显著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财政教育支出是通过替代家庭教育投入和影响有学龄子女的家庭进而影响政府信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加财政教育支出可以更多的提升居住在城镇、有学龄子女家庭以及人口流出地个体的政府信任感。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首先,研究视角比较新颖,现有经济学文献对政府信任的研究较少,大多研究集中在信任和社会信任,我们的研究补充了这一部分。其次,本文使用的财政支出数据是城市层面的教育支出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数据,已有研究大多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城市层面数据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细化,更为详细具体。但是不足是数据涵盖时间较短,只能看到短期内的结果,无法说明财政支出变化对政府信任的长期影响。另一方面,本文对机制的分析还比较简单,财政支出影响政府信任的其他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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