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发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知产证据规定》）,其中第三条立足于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举证困难的特点,为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作出了规定,打开了解决非新产品方法专利诉讼中举证不充分问题的新篇章。根据该条规定,权利人的举证在满足“相同产品”、“合理努力”和侵权“可能性较大”这三个条件后,法院可以让被告举证证明其不侵权。《知产证据规定》的颁布,有望改善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侵权诉讼中的举证状况,但是在《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适用时,“合理努力”和“可能性较大”这两个前提要件的判断标准还未得有明确规定,其适用后被告举证的性质也存在不明确性。本文基于此开展研究,对《知产证据规定》的适用前提和适用后果进行讨论。全文分为四个个部分:第一部分从产品专利方法侵权诉讼的相关法律规范和实务表现出发,对我国目前的非新产品方法专利侵权诉讼的情况进行概述。从相关立法和近几年的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案件来看,我国对非新产品制造方法专利侵权的规定比较笼统,诉讼中被告主动提出具有实质意义证据的比例较小,在原告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实施了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法院在是否可以由被告举证的立场上也相对比较保守。第二部分是对《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的适用效果的界定。被告的举证性质为何,经分析存在分配举证责任或者转移证明责任从而使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的观点,也有通过事实推定和证明妨碍手段从而使被告承担提出证据责任的观点。这两种不同的举证责任决定了该条被适用后,被告是从本证的意义上证明还是从反证的意义上证明,以及是否需要承担真伪不明时败诉的风险。本文认为,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能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更无转移证明责任一说。而且该条法律规定也也并非是根据事实推定或证明妨碍而使被告承担提出证据责任,而是通过强调法官的临时心证,强化被告的举证义务,使被告负担提出证据责任。第三部分是对“合理努力”适用标准的澄清。我国目前的研究尚未对非新产品专利诉讼中原告举证义的“合理努力”作出解释,司法实践中对这一要件的重视程度也不够。通过对比合同义务中的“合理努力”义务,并参考美国判例中的认定标准,本文认为,应当对“合理努力”采取范围内更为宽松的标准,不能要求原告穷尽所有举证手段,也不得以穷尽所有证据调查手段为硬性判断标准。第四部分是对“较大可能性”适用标准的明确。这一要件是决定原告是否能够适应该条的关键,但是司法实践中对较大可能性的认识从程度最重的“确凿、充分”到“优势证据”,再到“初步证据”,可谓五花八门。通过借鉴美国判例中的经验,并结合《知产证据规定》第三条适用的法律效果,本文将“较大可能性”的程度限定为“轻微可能性”,这样既不会给被告带来过高的风险,也更有利于发挥该条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