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当前中国社会,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以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为代表的环境危机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新挑战。环境破坏的负外部成本导致许多环境抗争事件的爆发。环境抗争事件的频发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国家领导层的深切关注,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都强调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金山银山就是绿水青山”。这些表述充分说明了中央政府改变了其“唯经济发展”的控制导向,把环境保护明确纳入了执政党的政治蓝图,将环保理念上升成为国家意志。那么问题出现了,一方面中央政府必定会逼迫地方政府落实执行已出台的环境政策,而地方政府一边作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一边又是环境治理的主体,在遇到两者不可兼顾时,出于发展经济的考量和环保技术水平等方面的限制,地方政府在执行环保政策时往往流于形式,对于环境问题不敢抓,不会抓,不想抓,从而导致部分环保政策落实不到位。本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从环境抗争、环境治理的大背景出发,通过从不同视角对国内外环境抗争的理论进行梳理,筛选了广州番禺反建垃圾焚烧厂、江西省J县反工业污染抗争事件两个事例,运用协同治理理论框架,分三个层面探究环境抗争事件中倒逼与协同机制,第一层面环境抗争中民众与媒体、地方职能部门（环保督察）倒逼地方政府、企业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落实政策;第二层面研究地方政府与媒体、社会组织、第三方机构协同消解环境抗争事件;第三层面研究各协同主体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中携手共进,形成多元治理的局面,达成外部环境改善的结果。目前的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措施都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其制度运行过程中包含着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四方参与,各方利益相互交错却又殊途同归,互相牵制却必须同舟共济。然而要达到地方政府为主导的多元治理局面,实现路径应该有以下几点:一、在全社会进行“风险意识”建构,从“应急处置”转向“风险消减”,从“防治机制”转向“学习机制”,增强民间风险意识。二、国家与政府发挥自己高位驱动的作用,完善法律法规与绿色政绩评价体制。三、地方政府积极回应,妥善引导环境抗争事件,在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中积极发挥自己的主导作用,也尽力发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协同作用。四、社会NGO与媒体主动介入,搭建信息沟通平台,地方政府加大对各协同主体的激励与扶持。通过环境抗争事件,从经验教训中积极反思,建立倒逼与协同机制,进而提高地方治理水平,作者认为这最终会推动生态环境的善治以及整个外部环境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