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意指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活状况及谋生的方法。八旗生计问题也就是八旗制度下旗人的生活方式与状况。　　直至明末，女真人依旧以渔猎、采集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满洲（女真）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多元化的生计类型并不能完全保障旗人的生计充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采取粮库制度、明确旗主养赡旗人的责任、宽免因贫而盗窃的旗人、“乞食”朝鲜等救助性的措施，救助生活贫困的旗人。并训诫旗人奢靡之风，倡导黜奢崇俭的生计之道。　　僻居东北一隅的满洲人入主中原建立对全国的统治，旗人因其卓越的“武功”而被清朝统治者所倚重，八旗被建构为“国家根本”。作为关外生境中衍生出的八旗社会组织——八旗制度被清朝统治者移植到中原，清朝统治者试图建立起以八旗军事力量保卫国家统治，又以国家政权恩养八旗共同体的政治模式。因而在“首崇满洲”的政治理念之下，通过制度特权在资源配置上优待、优恤旗人，为他们建立起了以旗地、俸饷、月米为经济基础的八旗生计保障体系。　　然而现实并没有按照清朝统治者所设计的轨道运行，八旗制度在新环境下的各种问题随之凸显，骑射、国语（满语）、生计问题成为重中之重。优越的生活条件和承平的社会环境使得八旗在统一满洲、入关这一“创业”过程中表现出的活跃与激情逐渐丧失。清初频繁的战争使得八旗兵丁无暇顾及旗地的耕种，在特权制度下所获得的土地资源——旗地也因租佃化的经营方式而在长租、典卖中丧失，“旗民不交产”的法令在现实面前也仅是徒具形式。随着八旗生计保障体系被打破，旗人成为专恃兵饷生活的职业化兵丁。加上物价上涨、粮饷不能足额发放，八旗人口的滋生等情况，原本较为优厚的饷额变得不足养赡家庭，旗人生计开始陷入困顿。当然，旗人不事生产、不喜贮存，奢糜的生活习性也是导致其生计艰难的重要原因。旗人生计的日渐贫困化，将是对清朝以八旗武力作为国家统治根本的政治理念的消解。　　作为清朝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八旗共同体的最高首领，清前期历朝统治者为维护八旗制度，主要采取以国家财政救济的方式，让旗人渡过生计难关。如采取不定期的银两赏赐用以调剂或救济旗人，建立八旗公库实行低息借贷，实行类似金融投资的生息银两制度（主要针对八旗兵丁）及动用国帑回赎已经被典卖的旗地等措施。除了这些以经济手段维护式的策略外，还实验了试图让旗人回归土地的井田制、京旗移垦东北、以汉军八旗为主的旗人出旗等疏导式的生计措施。然而这些“微创式”的内部调节措施对于患有“顽症”的八旗而言，只是暂时地缓解了八旗生计问题的进一步“恶化”，时过境迁后，生计问题又会随之而来。面对老问题与新现实，清朝政府又不得不寻求新的举措来应对，但仍旧不能超越固守八旗制度的政策。因而，不遗余力地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成为清朝前期政府主要的政治议题之一。　　旗人生活的普遍贫困化，是由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八旗制度对旗人的束缚。清前期，清朝统治者虽然采取了各种措施试图解决该问题，但由于没有认识到造成该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各种举措的有效性十分有限，旗人生计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但是作为清朝国家统治基础的八旗制度，在清朝统治者的政治理念中是不能轻易改革的。基于此，每一次的应对生计措施都不能触及八旗制度本身，各项政策对旗人生计问题也仅仅能够起到调节、或调剂的作用。正所谓“治标不治本”，不能正本清源，八旗生计问题是不能够得以有效解决的。即使是让旗人回归土地的井田制和京旗移垦制度，也因采取包办式的方式而流于形式。故而嘉道以降，以至光宣终清之世，八旗生计问题也未能得以彻底的解决。而以国家的力量来对八旗这一特权阶层生计的维护，则对清朝国家财政增加了不少负担。随着旗人生计的日渐贫困化，八旗军事力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八旗兵丁因兵饷等问题出现的反抗等也成为国家统治的不稳定因素。清朝国家为八旗建立的生计保障体系，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而出台的措施也导致了民人生活艰窘，旗民纠纷等种种社会问题凸显。　　八旗生计问题的演变，体现了满族从僻居东北一隅的地方力量成为清朝国家的主导力量后，其本身发展所经历的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清前期，以皇帝为代表的清朝国家采取的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诸多措施，反映出的是清朝皇帝以八旗作为国家统治根本的政治理念，以及清朝国家“首崇满洲”的等级政治统治的逻辑。亦即清朝国家统治的一般特性。　　第1章:入关前的满洲（女真）人，是以渔猎、采集为其主要生计类型的民族。努尔哈赤统一东北之后采取诸多措施发展女真社会的农业经济。在皇太极时期，继续坚持努尔哈赤的农业政策，并制定了简单的农业保护法令，以示对满洲农业发展的重视。在其统治时期，满洲（女真）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计类型。但满洲生计类型的转变是建立在对大量汉人和朝鲜人的奴役之上。当时的满洲人依旧追求行之有效的“放抢经济”，并没有投入到生产成本大、投入高而收益易受灾害等影响的农业耕作，而是依靠在放抢时掳掠的大量汉人和朝鲜人代其耕种土地。入关前的满洲生计类型向农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得益于大量的汉人和朝鲜人奴隶，他们是满洲社会逐渐转向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生计类型的践行者。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限，多元化的生计类型并不能完全保障旗人的生计充裕。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先后采取粮库制度救济贫困旗人，用行政权力明确旗主养赡旗人的责任，经常宽免因贫而盗窃的旗人，或是在遭遇灾害等没有粮食可食用的情况下“乞食”朝鲜等救助性的措施，救助生活贫困的旗人。并训诫旗人奢靡之风，倡导黜奢崇俭的生活习性。可以认为，入关前满洲人已经形成多元化生计类型，但农业经济类型的形成“力”并不是满洲社会内发的，因而只能形成一种“依赖型”的农业经济。满洲人的这种以渔猎、放抢经济、“依赖型”的农业经济相互补充的经济类型，在入关后失去了根基。　　第2章:满洲入关后，确立了八旗的主体性地位，不遗余力地强化八旗军事力量，并不断彰显满洲八旗的利益，在政治结构、利益分配等均坚持“首崇满洲”的执政理念。清朝政府将生成于关外地理环境中的八旗制度移植到关内，试图以八旗武力为巩固国家统治的基础，为保障这一群体的生计来源，也为奖励八旗在入关过程中突出的军事贡献，清朝政府先后建立起了以旗地、俸饷、月米等为主，辅之以恩赏的八旗生计保障体系。清朝政府在入关后不久便采取暴力手段在京畿一带为八旗圈占土地，并允许当地的汉人带地投充到旗人家中，试图继续延续关外时期“寓兵于农”的军国民体制。但是，由于旗人本身并不具备掌握农业耕作的技术，加上清初八旗兵丁四处征战，只能依靠汉人家奴进行土地耕作，或实行租佃的经营方式。而这正是以后旗地丧失的直接原因。旗地不能有效的耕作，清朝政府开始考虑设立八旗俸饷制度，八旗武官除了优厚的俸饷、月粮外，还有颇丰的养廉银，一般的八旗兵丁也可以得到足够养赡家口的俸饷和月米。此外还有出征时的治装银、盐菜银等项。总之，清朝为上升为“国家根本”的八旗群体建立了一套较为优厚的生计保障体系。　　第3章:清朝政府虽然为八旗建立起了生计保障体系，但旗人生计仍然出现贫困化的局面。入关后，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八旗兵丁征调频繁，根本无暇经营自己的土地，一般多由汉人家奴来耕种。而没有家奴的兵丁则不得不将土地租佃给民人耕种。其实旗地经营方式的租佃化早在清初就已经盛行。清朝政府规定，旗地租银不能轻易增加，或撤佃。再加上佃户遭遇灾害歉收拖欠地租，或有些佃户故意拖欠，甚至抗租等情况，旗人本身去收租也要经历繁琐的请假程序才能准行，以致旗租银对旗人来讲失去了调剂生活的意义。旗地出卖就成为旗人的首选，在“旗民不交产”的法律语境下，他们只有通过“名典实卖”的方式使得这种交易合法化。同时，清前期沿袭关外时期兵丁出征器械等由自己置备的方式，加重了八旗兵丁的负担，为置备兵器他们不得不向别人举借高利贷;旗人在城市生活中已经养成奢侈的生活习性;八旗人口的滋生而碍于兵额不能轻易增加，出现大量的闲散旗人，只好分食家中披甲人的口粮，原本丰厚的饷额已经变得不足。而清朝政府采取的脱离市场粮价的月米折银政策，往往是导致驻防八旗兵丁生计艰难的主要原因。　　第4章:作为清朝国家统治基础的八旗，其生计问题的普遍化让清朝统治者感受到了危险性。因而采取诸多措施来阻止和解决旗人贫困化。康熙、雍正、乾隆等多次对八旗奢糜的风气和生活习性提出严厉的训诫。他们将旗人放弃满洲传统的淳朴、节俭的生活习性而趋于奢糜归咎于八旗都统等平时疏于对旗人的教育。皇帝们将改变八旗奢糜之风的希望寄托在八旗大臣身上，不厌其烦的谕令八旗大臣等要向父兄一样关心旗人生活状态，时刻对旗人进行黜奢崇俭的思想教育工作。营债是一种存在于八旗军队系统中的高利贷。旗人专恃粮饷为生，平时出现各种急需银两的情况经常无处借贷，汉民商人、富裕旗人等经常通过指饷借贷的方式借给他们高利贷，“寅吃卯粮”导致其俸饷、月米不足养赡日益变大的家庭。清朝皇帝多次以法令的形式来禁止高利贷盘剥旗人，迫于生计的旗人却只能是屡禁而不止，甚至也有八旗佐领等直接参与到营债中来。清朝政府还逐步建立八旗恩恤制度，以丰厚的恤银发给因公受伤、死亡等情的八旗官兵，以示国家对其体恤;并设立养育兵制度，通过国家预备兵的形式来养赡日益增多的旗人;更是通过用国家财政回赎被旗人典卖的旗地，但要求旗人以原价取赎的方式并没有使得该政策取得多大成效。　　第5章:为解决旗人借贷问题，康熙帝专门成立了八旗公库制度，以低息借贷旗人，以备不时之需。然而由于管理不善等因，八旗官兵借出去的银两往往不能归还，而康熙帝为体恤旗人生计不得不一次次的将他们借贷的库银予以豁免。乾隆帝时公库制度亦因避免不了这些弊端而流于形式，徒使国家财政流失。雍正帝在军队系统中（包括绿营）着力推行生息银两政策，用所得息银恩赏八旗红白事。由于实行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生息银两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扩大至驻防八旗中。从档案来看，乾隆初年生息银两政策在八旗系统中仍旧处于盈利的状态，但此项政策因乾隆帝认为国家军队参与经商与体制不合而逐渐被废止。雍正时期为解决旗人生计采取了让旗人归农的措施，实验仿照西周时期盛行的井田制让旗人耕种，然而身处京师、且本不熟习农事的旗人早已丧失了回归农业经济的能力。乾隆即位后裁撤井田设屯庄，使此项政策也以失败告终。乾隆即位后一改雍正时期“从严”的执政理念，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以舒赫德为代表的御史及大臣们纷纷讨论解决旗人生计之策，其中以京旗移垦边地为主。经过数年的思考与准备，自乾隆六年至二十六年(1741-1761)先后两次将数千户京师旗人迁移至东北拉林和阿勒楚喀屯垦。但由于旗人不谙耕种，旗人屯垦实际上也成为租佃化的经营方式。以汉军八旗、开户人等旗人为主的出旗政策，其目的就是为满洲正身旗人寻求生存的空间。汉军旗人等是处于“旗人”和“非旗人”（民人）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在清代“首崇满洲”的政治架构中，在满洲的“自我”与“他者”意识下被当做包袱甩了出去。让汉军旗人出旗来维护满洲旗人生计利益是清朝国家统治模式民族政治化的必然结果。清朝政府让曾经建有功勋的汉军八旗脱离八旗体制，虽然打着为汉军旗人谋求“生计之道”的旗号，但是汉军旗人“本系汉人”的身份问题，或许才是让其出旗的真正原因。　　第6章:清朝政府为解决旗人生计问题采取的诸端措施，主要是以其掌握的国家权力来支配国家财政。各种以恩赏、包办式的经济手段为主的解决措施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为旗人谋求到一劳永逸的生计之道。而在各项措施中的巨额支出无疑增加了国家财政的负担。八旗兵丁贫困化显然是导致其武力衰退的主导因素，清初统治者建构起的八旗军事神话，也在八旗奢糜与贫困中趋于破产，更为严重的影响则是对清朝统治者以八旗巩固国家统治理念的消解。维护八旗武力中的“骑射”技能，也就成为清朝统治者矢志不渝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