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出口企业存在着生产率悖论，即那些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才选择出口，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则选择在国内发展，这与企业异质性模型的结论不同。由于企业异质性模型假设企业不存在融资约束，即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因此本文拟放宽企业异质性模型中的融资要素的假设，研究金融深化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　　 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保持着一个快速发展的态势，年增长率远超世界平均水平，但是由于中国出口企业中加工贸易占据了庞大的比例，其比较优势一般来源于廉价的劳动力，增长方式粗放。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纷纷开始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这无疑不利于中国的出口增长。因此中国亟需改变出口结构，寻找新的比较优势。金融深化作为比较优势的来源，通过增加企业流动性、使其克服固定成本来促进企业的出口，为中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如何优化出口增长结构、提高对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这样的现实情况也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文章首先采用金融深化指标体系，包括金融深化水平、金融结构以及金融政策来阐述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接着通过国际贸易开放度指标以及国际贸易税与总税收的比值来阐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最后通过HP/BP滤波法，消除了时间趋势，可以看到外贸依存度和金融深化水平呈现出了一个较强的协同性。　　 在实证方面，本文从出口的二元边际（出口选择与出口强度）来考察地区金融深化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自身的特征，如企业规模、企业劳动力水平、企业前期的出口状态同样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强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企业的出口选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以后，其出口强度还是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呈正向影响。金融深化的规模与金融深化的效率均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强度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金融深化的效率对企业的影响更大。因此比起金融深化的规模，我们基于出口增长的考量更加应该提高金融深化的效率。此外，我们选用Heckman两步法在控制了企业的出口概率之后，发现各变量对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被相应放大了，其中企业的生产率成为决定企业出口强度的最重要因素，企业规模其次，企业的劳动力水平与外资依赖度对出口的强度影响相近。　　 由此我们从金融中介、政府以及企业三个方面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金融中介需要与企业一道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加快金融创新提供多种融资工具以及注重长期金融支持的效率。政府需要合体调整金融结构，引导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发展;注重拓宽国外融资渠道。企业要加强自身素质，合理进行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率，并积极吸引外资，提高员工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