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文化三元层级空间与学术维度为论述框架,以重新界定的翻译概念为主线,以相关学者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关于科学观念和方法论有关的内容为论述对象,通过学术史考量与话语分析,阐明了翻译在中国现代学术话语体系形成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文化三元层级空间以文化的现实存在性为描述对象,自上而下包括思想观念层、组织制度层与物质环境层,各层又分为理子层与事子层。学术维度包括道、学、术,分别以是否通、博、精来衡量。学术三维与文化的三元层级空间具有同构关系,“道”主要与思想观念层的理子层相关,“学”体现于各个理子层;“术”则体现于各个事子层。重新界定的翻译概念包含的“译-驿-绎”三环节,即翻译-传播-诠释,可表现为七种形态。学术主体可以实现其中的某一种形态,或功能单一,或兼具两项,或三者齐备。由于侧重点的不同,复合形态表现为多样化的学术活动。本文探讨的五位学者中,严复与王国维可以说三者齐备,但严复以“译”为主,王国维以“绎”为主;梁启超与胡适兼具“驿-绎”,以“驿”为主;金岳霖的学术工作主要是“绎”。关于《天演论》的厚文本,本文分析了严复的原本选择动机和理由,定量描述了译本操纵与改造的类型,揭示了核心概念“天/自然”在古今中外本体论思想中的语义交响。严复重视对科学观念与方法论的传播和诠释,在求强保种的时代吁求中,有意识地褒扬归纳,贬低演绎。这种学术姿态部分反映在他对《穆勒名学》的严谨翻译之中。不过,实证方法并没有侵占严复思想中形而上“不可思议”者的位置。王国维研究并译述了大量西哲著作,认识到现象与本体之间难以消弭的隔阂。出于对新学语敏感,他吸收并化合了西哲的经验直观与纯粹直观,以一个“观”字贯穿了《〈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使之成为创造性诠释的经典。他后来转向实证性的国学研究,总结出“二重证据法”,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成为现代学术的典范。康有为的“大同理想”赋予梁启超一种特别的尚通精神,翻译、西学传播、乃至一般的政治建设都是其应有之义。梁氏译论涉及原本选择、翻译细则与翻译人才培养等话题。他研究佛典翻译,提出了以玄奘翻译为典范的“意直调和”论。“分析的进化”代表了梁启超的治学方法论。以进化为经、分析为纬,梁氏的学术史研究突出了清季学者重视客观材料与实证归纳的科学精神。胡适在长期的跨文化交往中形成了普遍的平等主义思想,其重要表现在于推动了言文平等的白话文运动。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是白话文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胡适提倡一种明白晓畅、不违原旨的意译。作为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的传播者与整理国故的领路人,胡适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其根本精神是大胆的怀疑。由休谟问题引发,金岳霖建构了知识论与本体论,证明了归纳原则的永真性,提出了“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的论断。核心概念的翻译在他的哲学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出于对语言的抽象功能的重视,金岳霖还探讨了语言与翻译问题,区分了意义与意味,译意与译味。从科学获取力量,是引进西学的中心主题之一。此主题在民族屈辱与生存危机的压力下,经过古今中西之争,逐渐表达为唯科学主义。以科学观念和实证主义方法论整理国故成为现代学术的重点之一,并由此排除了形而上的“道”的维度。从严复到胡适,本体论式微的趋势走到了谷底。但是,在现代学术制度基本建立之后,金岳霖《论道》一书代表了本体论一阳来复的迹象。另外,实证主义内在具有的怀疑精神表现为学者之间的否定批评与超越(或部分超越),由此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的多维合力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