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大众文化的景观在中国很多地方涌现出来，已越来越引起国内专家、学者的注意。我们现在所说的“大众文化”，不是我们向来提倡的文艺“大众化”。晚于西方三四十年的中国大众文化是在中国极不平衡的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接受西方影响而形成的产物，同时也是一个突出的带有世界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现象，它无疑地体现出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时代内容。在中国，这种众声喧哗多元杂糅的大众文化景观给我们的理论研究者带来极大的困难。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复杂性和挑战性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严格说来，国内研究者中有大多数人对中国大众文化的理解有些简单化。在理论来源上，多是对西方概念的套用，特别是对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模式的直接照搬。在国内学者大量关于大众文化的评论文章中，除了一些把“大众文化”理解成“文艺大众化”或延安文艺座谈会提倡的“人民大众文化”的平民文化而导致的离题万里之外，其余的大部分都充斥着复制性、欺骗性、即时性、平面化、单一化、标准化等阿多诺模式的语言。他们毫不犹豫地拿起阿多诺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武器来对中国大众文化现象扫荡一番。他们骨子里充满着对大众文化的轻视，在理论上充满着一种情绪化的批判。这样的理论研究是颇值得质疑的。引用者脱离阿多诺理论的历史形成条件，把阿多诺的理论当作对一切现代群众社会的普遍描述。阿多诺的理论具有历史局限性。事实上，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除了基于他文化贵族的精英立场之外，就是对工具理性的排斥和对大众的悲观。像许多“西马”理论家一样，阿多诺的理论除了脱离实际之外，还严重脱离群众。他们对群众普遍持不信任态度，这是由于他们看到当时法西斯政权都是借助群众运动而得以壮大的，现代社会的传媒技术和组织力使国家政权能够形成单一的标准的复制式地批量制造符合国家意识的社会主体。阿多诺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时代局限除了对大众以上看法外，还有一点就是当代大众文化与今天西方的大众文化已有发展程度上的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国当代大众文化与西方的大众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基于这样的定位，套用阿多诺模式极有可能触及不到中国大众文化的实质性问题。鉴于此，本文除了对中国大众文化的发生发展进行分析与描述之外，一方面探讨了中国大众文化(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问题，一方面梳理了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话语系统，追溯其历史语境与权力关系。在此基础上力图尝试一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与外国理论的新关系。我们认为，不应把任何一种理论当作必然具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终极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一种话语系统，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只有在一定的具体权力关系中才显示其功能和意义。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要走出历史的阿多诺模式。 我们不赞成像阿多诺那样对大众文化一味地贬低，我们不能简单认定大众文化广泛持续地受到欢迎是因为大众品味的低俗，这种粗陋的偏见是极不负责任的。大众文化已经成 为整个社会主活的一部分，正如我们一再论证的那样，大众文化并非就不能产生积极的审 美效果的。只要我们站在中性的立场来客观看待大众文化，就会发现它存在的美学价值。 本文因此探讨了大众文化与大众日常生活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生存环境的愿望的关系，亦即 大众文化到底如何体现大众日常生活的倩感愿望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这涉及到审美意识形 态的问题。 审美意识形态源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现实发 生联系的中介。作为一种中介，意识形态也有积极性的一面。意识形态是对现实生活关系 想象性的对象化和形象化的表达，是对现实生活关系的一种疏离和转换，个体通过这种想 象性对象化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合理化井生存在这种想象当中。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 论比阿多诺的意识形态理论要辩证得多，前者强调了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作用，强调艺术与 日常生活的联系，再者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的“多元诀定论”分明比阿多诺那种意识形态单 一论更适用于对当代中国多元揉的文化景观的理论研究。本文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业化时代 的一种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的表达是一种情感性话语和切合自己幻想的形象。当代的 大众文化所言说的全都是一种世俗化的情感性的话语。人们对现实的反抗或认同所必需的 知识很多倩况下源于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诸多形式是人们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的中介， 我们正是通过这个“表征系统”来表达自己和进行审美交流的，因此大众文化对中国民众 来说无疑是一种感性解放和审美幻象。 本文最后部分试图用审美意识形态（审美幻象）理论来对大众文化其中的几种类型进 行分析，揭示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欲望表达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