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盖伊作为20世纪人类灾难与成就的历经者,在流亡语境中借助对启蒙的研究处理自身遇到的困境,也即他与过去的德国、犹太人和美国人的问题。此外,面对战后有关西方文化的争议,盖伊这样的移民充当了欧美历史叙事、思想和文化传统之间的跨大西洋调解人。当冷战早期促使许多美国知识分子转向自身时,盖伊却试图在批判性的和充满活力的跨洋互动中加强西方的身份认同。他构建了一个关于启蒙的现代性神话,无论盖伊的启蒙是真实的还是假想的,他都在当代世界的知识体系中丰富了启蒙的含义。与启蒙相伴的是有关启蒙的争议,启蒙与反启蒙,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构筑了对于启蒙的理解。时至今日,学界尚未给启蒙下一个统一的定义,从实证的角度来讲,启蒙依然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浪漫主义者们意识到了启蒙运动的不完善性,超越了启蒙运动的界限,揭示理性主义的缺陷。他们反对极端,倡导和谐,力求实现一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启蒙思想家的视野,壮大了启蒙的成果。在面对国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状况下,以及作为对拿破仑入侵的反应,浪漫主义者们用文化来维护自身民族的独特性,确立了德国作为文化民族的身份认同,推动了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盖伊认为现在对启蒙运动的解释一直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因此他力求破除浪漫主义的偏见,为启蒙运动正名,这反而又使他陷入另一种对启蒙运动理解的偏狭。但是盖伊对浪漫主义的借鉴实现了另一个维度的启蒙,一种回归到个人的启蒙。传统对盖伊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盖伊的文化史观、启蒙观以及自身经历方面,很少通过反启蒙的视角来观照盖伊的启蒙观。启蒙的含义与所承载的内容是因时而异的,而反启蒙本身就是对启蒙的补充。在20世纪后半期,盖伊的启蒙研究是一种时代环境与个人命运交织的产物,在浪漫主义的视域下,更能映照出盖伊启蒙观的时代性、局限性以及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