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购,是资本市场上永恒的话题,相当多的企业通过并购做大做强。成功的并购固然引人注目,但是从统计数据来看毕竟只是少数,市场上更多的是并购的失败。因此,我们不禁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在相似的外部条件以及并购动机下,有些企业能够取得并购的成功而有些企业确又失败了呢。本文从企业资源基础论以及组织能力理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并购能力的不足是并购失败的根本原因。现有文献关于并购能力的研究还未深入展开,尤其缺乏在成熟的理论基础上对并购能力的内涵、结构和影响要素等进行论证,因此,本文以动态能力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自组织理论,提出了一个综合的S-RPL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并购能力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动态能力突破了传统企业资源观静态性和核心能力核心刚性的缺点,强调对资源的动态配置和整合以适应外界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并购是一种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重构企业资源边界的行为,因此,并购能力本质上一种动态能力,适用于动态能力的理论进行分析。第二,动态能力的基本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三类,即更新学派、流程学派和学习学派。该分析框架的要点在于一方面强调了资源的重要性,认为资源是动态能力的物质边界。另一方面认为资源本身又是静态的,只有通过能力进行配置和整合才能给企业带来竞争优势,而能力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企业的惯例和流程。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动态能力作为企业最高层次的能力,其本身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结构,结构要素之间也非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非线性关系,因此,动态能力本质上符合自组织系统的特性。因此,将动态能力基本分析框架和自组织理论相结合,本文提出了基于动态能力的S-RPL分析框架。在该分析框架下,本文提出了并购能力的概念界定,即并购能力是一个以剩余财务资源、剩余实物资源、剩余人力资源为基础,通过并购交易能力和并购整合能力的惯例和流程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及整合,以保持竞争优势的自组织能力系统。在S-RPL分析框架下,并购能力的结构有两方面的内涵。第一要素为并购所需要的剩余资源,即超出正常经营所需的额外资源,这是并购能够得以完成的基础,具体包括剩余财务资源、剩余实物资源、剩余的人力资源。第二个结构要素是多层次、多维的能力子系统。这些能力子系统在并购实践中能够主动的配置和整合并购相关的资源,形成紧密并且相互作用的能力系统。同时,伴着并购本身的网络复杂性,该能力系统能够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是一个典型的自组织系统。具体来看,并购能力可以分为并购交易能力和并购整合能力。并购交易能力又可细分为(1)目标识别能力：(2)目标估值能力；(3)并购融资能力；(4)交易谈判能力；并购整合能力细分为(1)实物资源整合能力；(2)人力资源整合能力；(3)文化资源整合能力；(4)组织机制整合能力。同时,并购能力的基本分析单位是具体可操作和执行的惯例。对于每一个细分能力,本文给出了相对应的惯例,以期能够指导并购实践,如表5-1所示。并购能力主要受三个方面的要素的影响。第一,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着并购能力的形成,具体包括行业、政治的以及整个经济周期都会对其产生影响。第二,并购的经验。并购经验主要影响着并购知识的获取、传播和分享,而知识本质上又是动态能力进一步发展的微观基础,因此,并购经验对于并购能力的形成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三在于企业家的特征。中国企业的战略决策很大程度上和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相关,其作为企业战略的制定者,对于企业是否进行并购、进行什么样的并购有着重要的而影响,进而影响着并购能力形成。并购能力理论以及概念的分析最终目的是为了测度并购能力,以更好的指导并购实践。根据并购能力的概念内涵,剩余资源是并购能力的输入要素,并购绩效是并购能力的价值体现。因此,并购能力实际上是剩余资源到并购绩效的相对转化效率(相对于同行业)。并购能力越强,则相对转化效率越高,这就是本文测度并购能力的“资源—能力—绩效”的逻辑思路。采用随机前沿分析(SFA)作为效率转换的测度方法,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并购事件以及2004-2013年的财务数据为样本,分行业对企业的并购能力进行了测度。为了验证该方法是否有效,分别以公告日窗口期的超额累计收益和后续的财务绩效为因变量,并购能力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并购能力与两者都成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该方法的有效性。用剩余资源转化为并购价值的效率来测度并购能力避免了以往主观评价所带来的权重设定以及函数模型过于复杂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