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向城市。2010年2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高度关切。统筹城乡的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研究必将成为该群体社会融合和市民化进程中的工作重心。本研究主要以精神文化生活为切入点,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个案访谈法对重庆市近2000位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了研究。主要分为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和内容的测量及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融入考察两个部分。前者涵盖了闲暇时间应对、文化消费及用途、文化基础设施状况、工作生活场域的文化频次、公租房建设的外展效应、社会组织运作效果、价值观念的催化作用、理想中的精神文化八个指标加以测量；后者囊括网络成员与规模的关联测度、压力管理方式侧向探讨、个体认同与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社会融入程度助推研究四个维度。具体的研究结论如下：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条件和内容测量。拥有一定的闲暇时间,但主要采用单调而自闭的方式加以消磨,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都很大；精神文化消费能力较第一代农民工有显著提升,但消费内容依然以消遣类为主；社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的业务文化生活设施存在“数量少、质量差”的实际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及生活的场域很少组织正式且免费的高质量精神文化活动,免费文化活动的宣传力度及普及力度尚有待提高；公租房小区对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共青团、社会组织虽然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目前仅仅处于半饱和状态；新生代农民工对自我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较低,群体价值体系、价值观念较为落后与匮乏；和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理想中的精神文化活动,提升类优选于消遣类,反映了他们的忧患和进取意识。Ⅱ：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与社会融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情感支持网络规模较小,且处于以地缘、亲缘为轴的内卷化倾向,公租房区的情况较好；新生代农民工在压力管理问题上,往往局限于单一而又狭隘的处理方式,并未建立起健康的压力管理机制与体系；新生代农民工有与城里人积极交往的意愿,同时又感觉自己受到歧视,从而不自觉地影响自我认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极强的社会融入和市民化要求,从未放弃全身心地争取社会权益和提升社会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