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关于汪曾祺小说实践的一个综合性研究。汪曾祺是“早成而晚熟”的中国现当代“另类”作家,在新时期的文坛异军突起,以传神的文字,成功连接起传统中国文学的气脉,他的小说实践,给人们带来很多深远的启示。除去导论,论文包含四个部分,在作品特质是“淡然”与其影响是“众美从之”两个方位上较系统地研究汪曾祺小说实践的主要特征,探讨汪曾祺在纷繁多变的文学潮流中如何坚守自己的叙事态度,并探析汪曾祺自觉的小说实践表现,分析作家在语言、取材上的别致之处,阐述汪曾祺小说的创作理想,进而展示汪曾祺小说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第一部分分节论述汪曾祺在四十至八十年代中,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与汪曾祺小说实践的关系,概括性论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五十至七十年代以及八十年代主要的文学思潮特征,结合汪曾祺的小说文本,着重指明汪曾祺与文学主潮是一种疏离的关系。在文本分析中,将汪曾祺早期作品如《悒郁》、《复仇》、《老鲁》等,与后期作品如《受戒》、《大淖记事》等,进行有机地综合分析比较,力图展示汪曾祺的小说实践具有一以贯之、文脉相续的特点,即贯穿作家整个小说实践历程的是他所追求的“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一种情感形式,是人类智慧的模样”。第二部分,以汪曾祺具体小说文本为基点,论述汪曾祺的小说实践具有一种“反弹琵琶”的特质,具体表现有：在语言上作家追求精致典雅的语言风格,主张“语言即内容”、“语言即文化”、“语言即风格”,充分体现作家“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创作理想。取材上,选取旧人旧事为主,原因就在于作家奉行“修辞立其诚”,只写他所熟悉的人与事,不是“有意为文”,而是“无意为文”。创作意识上,汪曾祺独辟蹊径,以“民”为师,具有鲜明的民间意识,从民间文化土壤中吸取养分,在小说人物来源、语言文化来源、抗衡苦难的精神来源方面深得滋养,以亲身体会告诫后来者重视民间资源。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汪曾祺小说实践的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其中,“和谐”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意义。首先,汪曾祺的小说实践是现代与当代抒情文学的“和谐”沟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之间曾经出现过断层,这点己获得学界的公认。在这个断裂地带中顽强延续着一条文学精神枢纽,即汪曾祺综合了中国史传叙事传统与浪漫抒情传统,形成自己平实叙事中的淡然抒情的风格,开一代之风气。其次,中国式抒情人道主义的“和谐”。通过分析作家小说中对市井风俗的描述,以小见大,指出汪曾祺的“抒情人道主义”思想经过了一个渐进发展直至成熟的过程。再次,“和谐”的内涵还体现在作家创作既“审美”又“审丑”,通过审美与审丑,将笔下的现实深化,是一种兼容并包的“大美”,真正体现古人所讲的“圣人者,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精神。通过对“和谐”不同层次内涵的阐述,揭示出汪曾祺艺术文化精神上的突破与超越。第四部分,试图在文学史学视野下给汪曾祺做一个定位,从汪曾祺独特的声音与身影中捕捉一些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启示。汪曾祺亲历新、旧社会的交替,在小说实践中亦经历了“个体话语——集体话语——突破集体话语”这样的创作历程。集体话语,主要指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各类作家放弃自身原本的语言创作风格,而“心甘情愿”地运用政治意味、革命意味浓厚的语言进行创作,形成千人一面的文学特征。汪曾祺八十年代的现代汉语写作,突破集体话语长期“重质轻文”的模式,对阿城、贾平凹、何立伟等后辈作家起到非同凡响的作用。同时,通过考察汪曾祺的主体创作精神,指出作家在创作中拥有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即在创作中拥有思想上、艺术上绝对自由,努力保持独立自主之人格,不受宗教、道德或政治的奴役或掣肘。具有如此思想境界的作家,已然将主体的创作看成如呼吸一样自然。汪曾祺从现代跨越到当代的写作,几度变化,几度超越,寻觅出属于自己的创作路子——唯淡然而己矣。“众美从之”,是作家始料未及的,虽如此,他也淡然看待。这份淡然已经决定其必将被载入史册,被人追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