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学术话语中，绝大多数都强调了地方因素，或者地方因素与底层因素的联合对于撬动旧体制的重要作用。在更一般地意义上，这些话语奉行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改革思路。本文称这一思路为“特殊性之争”。　　但“特殊性之争”的逻辑是线性的，它忽略了经济改革的政治约束（或者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约束），因此并没有逃脱经济变迁的效率观。经济变迁的效率观告诉人们人往高处走，而“特殊性之争”的逻辑则告诉人们人是在双腿的交替中走向了高处。这里的故事没有任何变化。由于缺乏政治约束，“特殊性之争”的逻辑陷入了一种效率导向的“迷思”。在这一“迷思”中，亚当·斯密（Adam Smith）“经济人之争”下的“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被转换成了“特殊性之争”下的“看不见的腿”（invisible legs）。　　“效率迷思”在中国的1950年代遭遇了挑战。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是效率导向的，那么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反效率的。“特殊性之争”力图论证社会主义经济为何以及如何转向更高效率的自由市场经济，但却没有考察经济改革的历史起点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不是天生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经济不是来自传统经济的自发演化，而是来自政治国家在1950年代对旧经济的强力改造。　　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1950年代的反向运动。历史地看，1978年以来的改革发轫于脆弱的社会主义经济之上，其中的历史关联自然无法割断;逻辑地看，只有首先给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生学，才能在这一基础上继续讨论对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中国的1950年代以极其鲜明的形式彰显出了经济改革的政治约束，从而使得“特殊性之争”的逻辑变得无效了。因此，只有将研究的时间尺度拓展至1950年代，才有可能揭示出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以上原因，本文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以求能够在更长时间尺度上解释中国经济改革的前世今生。　　本文共分为八章:　　第一章在批评性地回顾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章表明，“特殊性之争”的逻辑忽略了中国改革的政治约束，而中国改革（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只有在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中才能得到理解;第二章构造了一个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框架。本章建立起了经济改革的政治约束，并提炼出了政治效能的四种组合类型。本章表明，在“政治国家—经济社会”二分法下，满足政治约束的经济改革只能发生在高水平政治效能之下，因此经济改革必须内含着一个能动的政治之维;第三章提出了“经验—心智”互构的经济变迁逻辑，并在这一逻辑之下区分了经济变迁的“内环机制”与“外环机制”;第四章以晚清至民国其间“特殊性”介入工商经济振兴而最终失败的儒家模式为例，揭示出在特定的政治效能之下，以“内环机制”发动经济变革的悖论性质;第五章解释了1950年代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激进转向。本章从“结构合理”与“技术合理”两个方面论证了1950年代的历史合理性。而无论是“结构合理的社会主义”还是“技术合理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都源于低水平的政治效能;第六章在“特殊性之争”的逻辑之下描述了经济改革的渐进过程。本章表明，“特殊性之争”只有辅之以政治约束，进而辅之以政治国家立宪性性选择，才可以转化为一种创造力;第七章承接第六章，指出以“内环机制”驱动的经验主义改革本身是一个悖论。中国改革因其经验主义性质而独秀于各转型国家，但也因其经验主义性质而面临着重大的局限性;第八章总结全文展望未来。　　本文以1950年代为线索，在综合与发展各种制度/经济变迁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将关于中国改革的研究从经济学的思路转换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思路。这一新的思路表明，由于缺乏政治上的有效约束，以体制促改革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看似不合理又实则合理。中国经济变迁的悖论性质有助于清理主流经济学话语中的“效率迷思”，从而有可能拓展和深化对于中国问题的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