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术界对阿伦特思想的研究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片浪潮，其中关于恶的问题是人们研究阿伦特思想的热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最先在北美，随后在德国、法国，先后发表了数量惊人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并且其发表的数量和速度至今仍然有增无减。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下，我国近年也出现了不少以“平庸的恶”为主题的研究。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思想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它是对现代社会各种恶的泛滥的最彻底、最直接的揭露。本文试图在学界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的思想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从伦理学角度深入分析“平庸的恶”产生的原因，并尝试从个体、制度两个方面找寻防范和消除“平庸的恶”的对策与出路。本文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通过对阿伦特“平庸的恶”这一思想的阐述，深入地分析了“平庸的恶”的基本涵义、主要表现及其基本原因。论文在介绍了阿伦特报道的艾希曼审判之后，提出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平庸的恶”：作恶之人的“平庸”、作恶之人的“无思”、恶是没有深度的。接着，论文讨论了阿伦特关于恶的思想变化的转折，即从“根本的恶”到“平庸的恶”的转变及两者关系。阿伦特思想关注点的转变，实际上是告诉我们：正是社会中无数失去了人的复数性的普通人充当了极权统治的工具，他们没有思想能力、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但却犯下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罪行。“平庸的恶”暴露了极权主义的恐怖本质。最后，论文介绍了米尔格兰姆的服从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对阿伦特关于“平庸的恶”的进一步证明。两个科学实验证明：权威和情境的力量能使普通人失去反思和反抗的能力，能将最为平庸的人变成冷酷无情的杀手。本文的第二章从个体德性的局限和制度正义的缺失两个方面，对“平庸的恶”产生的原因作了较为详细和深入的伦理分析。论文从加害者、受害者、旁观者三种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个体德性的局限是如何改变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的，试图阐述“平庸的恶”为何总是出现在我们周围。加害者思想的局限与复数性的缺失、受害者被去人性化与反抗力的丧失以及旁观者不作为的姑息之恶，三者共同组成了恶行启动的动力与推力。而在外部制度方面，现代制度借助现代性带来的技术理性使个体抑制了“动物性同情”，减弱了个体的良心不安；制度的绝对权威将个体德性消融于服从命令的行为之中，同时消解了个体对责任的担当；对于公民不服从，不正义的制度也缺乏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压制了公民的多样性，使得普通人很容易变成一个易被操纵的工具。这些制度的深刻缺陷为“平庸的恶”的泛滥铺平了道路。本文的第三章试图从个体德性的培育和制度正义的建构两个方面探寻防范和消除“平庸的恶”的对策和出路。本文认为，抵制、拒绝“平庸的恶”首先应从个体出发，保持个体多样性的完整，保证个人的责任感不被破坏；个体应学会思考、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从而过道德的生活；坚守知识分子特有的社会责任对于现代社会的健康发展非常重要，他们是抵制“平庸的恶”泛滥的主体力量。本文指出，制度正义在现代社会不仅是培育个体德性的前提条件，而且是防范和制止“平庸的恶”泛滥的根本保障。当人们从道德角度评价或判断一个政治体制或者社会制度是否正当时，他们的关切中心是在这个体制或制度中的个人受到怎样的对待，是否得以实现作为人应有的尊严、权利等价值诉求，即现代社会人们对制度正义有着根本的诉求。正义的制度本质上应该是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统一的制度。在技术理性日益泛滥的今天，重建制度的价值理性，让制度尊重人的价值，成为现代社会迫切的任务。现代官僚制因其特有的理性和效率，其快速发展是必然的，但我们必须警惕其技术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复杂后果。我们不能忘记，没有现代官僚制，大屠杀也是不可能的；在现代官僚制条件下，“平庸的恶”正到处泛滥，我们很多人深陷其中却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