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过程中,由于农村人口转移的“不完整性”,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超过了城镇,且农村青年人口迁徙入城仍在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尤其是中国农村地区将会面对史无前例的养老压力。然而,在城乡二元格局下,以农村青壮年人口迁徙为主的城镇化导致农村呈现代际分离现象,不仅割裂了中国传承千年的“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家庭养老模式,而且也使农村父母在家庭中发挥的支持子女事业发展、照顾孙子女等功能的缺失。因此,大量的农村父母随迁入城支持子女事业发展、照顾孙子女以及养老。然而,农村父母随迁入城对他们的健康状况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换句话说,随迁入城,让农村父母的生活更美好了吗?本文以农村中老年随迁父母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中国农村中老年父母随迁进城对于其生理和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并从代际关系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分析了农村中老年人进城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本文建立了一个以健康状况为被解释变量,以是否进城为解释变量,并包含一些控制变量的两期双重差分模型。本文使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由于2015期和2018期的调查问卷差异不大,适合构建面板数据,也有利于降低估计偏误,故选择这两期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经过样本ID匹配、删除年龄低于45岁和缺失值较多的样本,最终得到12814个样本。与许多学者不同的是,为了尽量客观的评价随迁父母的健康状况,本文选取了较为客观的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比如慢性病、疼痛、抑郁量表分值等指标。这类指标的数据虽然来源于被调查者的表述和回答,但是评判的标准是客观的,不是由被调查者决定的,因而具有相对良好的客观性。其中,生理健康指标用慢性病情况和身体疼痛情况两个二级指标计算得到;心理健康指标用抑郁量表得分、心理状态得分两个二级指标计算得到。各二级指标的权重用熵权法计算。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农村随迁父母,那么解释变量就是受调查者的常住地址类型。本文将“是否居住在城镇中心区和城乡或镇乡结合区”作为解释变量。若是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该变量的估计系数则为农村中老年人进城对其健康的影响效应。通过对2015年和2018年两期的CHARLS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村中老年人进城显著地改善了其生理健康状况和心理健康状况。由于随迁进城中老年父母与未随迁进城中老年父母之间可能存在本质差异,回归样本很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的问题,故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从未随迁进城中老年人样本中筛选出各方面与随迁进城中老年人相似的样本。处理后,估计结果没有明显的变化。然而,处理组样本当中的小部分人可能并不是农村的随迁父母,而是进城务工的农村父母。因此,现将原处理组中“子女平均看望次数”和“照料孙子女时间”至少有一项增加的样本作为“新处理组”。“新处理组”的被调查者进城的目的主要是与子女团聚和照料孙子女,而不是工作。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随迁父母,是对原处理组的“净化”。“净化”后的估计结果表明随迁入城显著地改善了农村父母的健康状况,基准回归可能还低估了这种影响效应。在利用两个自评健康状况作为被解释变量和缩尾处理后,本文的估计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本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农村中老年人进城改善健康的影响效应存在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差异。进一步地,本文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了代际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改变是农村中老年人进城影响健康状况的渠道。结果显示,一方面,进城显著地改善了农村中老年人的代际关系、促进了代际团结,进而对其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了正向的影响;另一方面,进城显著地减少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社会资本,从而降低了其心理健康水平,但是对生理健康的作用渠道未能通过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