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贫困治理工程的巨大成功内含特定的时空因素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的内在机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策经验且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贫困治理机制在理论指导与实践检验的双向优化过程中螺旋式发展。结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制度发展过程与长期的实践经验,本文认为中国的贫困治理是一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刚性与弹性耦合”的过程,即既具备以“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的战略目标坚定性与治理过程的稳定性,又能在时空变换中因地、因时、因事、因人制宜地制定相关贫困治理顶层设计及配套政策与具体措施,从而具有灵活性与发展动态性。贵州省T市W区因其贫困类型的典型性、脱贫治理的有效性和地方政府政策的科学性而成为本文的有效研究样本,本文以该区为个案考察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分析“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奇迹何以发生、何以持续”的机制所在,这也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结合政策体系的相关内容,本文基于W区的实地调研,运用共时性分析与历时性分析方法,从主体、工具、模式与过程等几个方面对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的韧性机制予以结构性分析:结合中国特色的国体与政体,尽管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拥有丰富多元的主体,如国家各级政府、自治性质的村委会、各类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等,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长期执政党,既领导着中国政府与各项事业的运行,又是整个贫困治理工程的组织、协调与核心责任主体,因此,相对于其他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在整个主体结构乃至整个治理体系中都居于相当重要的元主体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作为核心主体的治理能力与品质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整个贫困治理体系的运行状态与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动力、党的主要领导人的贫困治理思想、党的治理能力来源及其组成等,共同保障了中国贫困治理的执行力与组织力、整体性与协同性、科学性与有效性;在政策工具上,以法律和政策为主要形式的治理工具具有结构上的互构性与储备上的多样性,为构建韧性治理机制夯实了基础性条件。刚性的法律提供了对社会贫困群体的制度性保障,弹性的政策则为该区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保证了效率;在治理模式上,科层治理、社会治理与市场治理等多重治理模式之间的有机共振、一核多元主体结构的协同保证了贫困治理机制的系统韧性。中国农村贫困有效治理的根本是“一核多元”的协同治理,是党政统合、企业实施、社会协同、外部整合的合作共治,是多种治理模式的分工协作。通过建立政府的主导地位,加强对科层、市场、网络等治理形式的配置、协调和安排,形成了政府科层权威主导、市场力量补充保障、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有机韧性”脱贫治理机制,从而从容应对复杂多变的治理失灵困境;基于前文以共时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进行的横切面式的结构分析,进一步运用历时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整个发展变迁过程进行一个总结性概括梳理。涓滴效应下贫富差距的加剧、传统治理模式的脆弱性、政府治理边际效益递减、小农经济脆弱导致返贫风险较大等问题促使中国政府在贫困治理过程中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调节治理模式,不断推动农村贫困治理路径从结构性扶贫到个体性扶贫的发展变迁,相应地也制订了与扶贫路径相结合与配套的扶贫制度,如产业扶贫与精准扶贫。综上,面对贫困样态与实践面向在时空上的差异性、贫困发生原因的多样性以及各地各主体可用的贫困治理资源的有限性,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在长期的“刺激-响应-反思”的周期式调整与适应过程中形成了主体多元、力量多维、资源丰富、工具冗余与模式有机共振的治理系统,共同保证了政策的灵活空间和时空适应性,与稳定的战略定力、结构化的政策体系等型塑了整个治理过程刚性与弹性的耦合,而使得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具有了相当的韧性,足以面对时代的变迁性、空间的差异性、小农内生的经济脆弱性、农村外在的高度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在长期的贫困治理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组织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形成发展了内在的韧性基因,塑造为特质、蕴藏于能力、体现在过程、形成以结果,最后汇聚成组织智慧帮助组织收集并分析现实信息以应对复杂情境,整体呈现出适应性、有效性、整体性、协同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特征,这即是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何以成功、何以持续的制度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