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21世纪初,中央政府推动多项相关环境制度政策以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然而收效甚微。2012年,中国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该政策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强对企业用款去向的审查,资金向节能环保型企业倾斜,这一举措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行为,进而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此外政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提高了地方官员的治理动机,在《绿色信贷指引》政策实施后,环境规制强度加大。企业的高管公职经历是指企业董事长或CEO曾在政府机构任职,现任或曾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党代表等。由于存在政治关联,部分重污染企业能够得到庇护,阻碍了绿色技术创新。因此,缺乏强有力的环境规制政策造成的地方官员治理动机弱以及企业高管具有公职经历可能是引发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基于环境治理困境这一现实背景,为分析其根本原因是在于缺乏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引起的地方官员治理动机较弱还是企业高管的公职经历造成的污染庇护,抑或是两个因素同时存在,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将地方官员动机、高管公职经历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置于同一研究场景,选择2009-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样本,以绿色专利授权量衡量企业绿色创新水平,首先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政策实施、高管公职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各自影响,之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高管具有与不具有公职经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差异。此外,深入考虑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企业产权异质性的影响,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探究政策实施对两类别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变化区别。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并且对国有重污染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企业高管的公职经历会抑制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且高管的中央公职经历抑制作用更强,说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与高管公职经历都会对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产生影响。将两个因素综合考虑后发现,政策的实施对高管具有公职经历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程度更大。这也表明,中国环境治理的症结在于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的缺失,当强环境规制政策出台提升官员环保意愿时,高管的公职经历将有助于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此外,绿色信贷政策的实施对于高管具有公职经历的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绿色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相对绿色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地区）以及国有企业（相对非国有企业）上更加明显。在使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调整窗口期、选取倾向得分匹配样本以及变更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分析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仍保持一致。进一步地,本文讨论了外部环境因素（政府与市场关系）与内部自身因素（“先天”与“后天”公职经历、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政府与市场联系密切的地区,政策实施对高管公职经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程度更大。高管具有“先天”公职经历企业在政策颁布后绿色创新产出要显著高于“后天”公职经历企业与其他企业。政策对中央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地方国有企业更大。此外,本文还对重污染企业产生的绿色专利种类细化,发现政策的实施更显著增加高管公职经历企业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的数量,对外观设计专利数量影响较小。最后,本文拓展性分析了绿色信贷政策实施后高管是否具备公职经历的两类企业财政环保补助的变化,研究发现高管公职经历的重污染企业获得的政府环保补贴显著高于其他企业。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本文以《绿色信贷指引》的出台来外生化地方官员治理动机的变化,较好地因果识别了官员动机、高管公职经历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了中国环境治理问题的主要内在原因。本文的研究为政府部门提高环境治理水平,促进各类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政策依据与实践建议,也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