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背景下,行政约谈以灵活、高效、便捷特点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尤其是在当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因素持续叠加,政府的风险预防职责日益凸显的情况下,行政约谈凭借其特有的优势发挥着越来越明显而重要的作用。然而,理论研究的步伐却跟不上实践应用的脚步。学术理论以及法律规范对于约谈如何定性还存在一定争议,这也导致了行政约谈在实践中异化现象层出不穷,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异化的行政约谈最明显的特征便是违反了其设立初衷,表现为强制化与过度化。行政约谈的异化现象不仅会损害行政相对人权益、破坏市场秩序,还可能造成腐败现象的发生,使我国行政执法改革受到负面影响。本文遵循问题导向的思路,立足于行政约谈异化的基本理论,然后总结并归纳行政约谈异化的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针对原因提出解决行政约谈异化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部分为行政约谈异化的理论概述,首先对行政约谈的基本情况及内容进行介绍,即梳理了行政约谈的产生背景,明确行政约谈属于行政指导的方式之一,其方式具有非强制性、程序具有非正式性、结果具有不可处罚性,之后通过对比界定出行政约谈异化的内涵。然后对行政约谈异化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即判断行政约谈是否异化主要从方式和目的上进行分析。在对行政约谈的异化进行界定之后,第二部分对行政约谈异化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了整理归纳,主要表现为过度化和强制化。行政约谈的过度适用会间接导致行政约谈的变质,使其在实践中逐渐沦为达到某些非法目的工具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包括将其作为形式化处理问题或过度干预市场的手段、以谈代罚等;而行政约谈强制化直接违背了核心的柔性执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启动、实施和整改阶段。最后针对异化现象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部分则针对异化现象的成因进行了分析,主要从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的不足进行原因分析,包括行政约谈双方的认知误区、当前约谈功能定位及范围模糊、程序设计不科学以及缺乏相应的监督救济机制等。第四部分针对上述原因从理念重塑、制度完善、制度落实以及事后救济四方面提出了建议,具体包括如何引导行政约谈双方正确认识约谈制度、推动行政约谈立法等,并且通过对我国当前行政约谈的监督与救济方式进行分析,借鉴我国香港申诉专员制度提出行政约谈的监督与救济方式,使行政约谈尽快驶入规范化、法治化的道路,实现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