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曾四次传入中国,第一次是唐朝初年景教的传入,后因唐武宗灭佛殃及而消亡；第二次是元朝时也里可温教的传入,但仅是昙花一现；第三次是明清之际的再度传入,因“中国礼仪之争”,1724年雍正禁教被驱逐出中国内地,传教活动仅被限于澳门一隅；第四次是鸦片战争以降,在列强的炮舰掩护下,由于“条约政策”的庇护而大规模传播。由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教会与学校关系密切,“当差会在一个新的国家着手工作时,必须以新教徒创设学校作为它的滥觞。”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广东由于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外贸易日渐繁荣。鸦片战争以降,列强入侵,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广州被辟为通商口岸。广东因地缘优势,最早与西方进行接触,因而也是中国最早出现教会学校,开展教会教育的地方。岭南大学是广东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基督教在广东的最高学府,对广东的影响十分深远。由于历史的原因,岭南大学从创办伊始即为外国差会所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列强的炮舰政策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反教斗争愈演愈烈,其中以义和团运动为高潮。与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不同,1922年至1927年的“非基督教运动”蕴含着丰富的理性因素,它是“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认识的结果,更是国人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的标志。1922年至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收回教育自主权。“收回教育权运动”使外国在华学校开始向中国政府注册,中国人开始掌握校权。岭南大学收回由中国人自办正是“非基督教运动”,特别是“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结果。岭南大学收回自办后,陆续由钟荣光、李应林、陈序经三任华人校长执掌校务。其间他们各自面临当时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取得办学的瞩目成就,奠定了岭南大学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的独特地位。钟荣光是岭南大学的首任华人校长,与岭南大学有着很深的渊源,被誉为“岭大之父”。在其任上,收回教育自主权,筹措经费,创办岭南农科大学、工学院、医学院,聘请名师；在学生教育上重视爱国教育、华侨教育、爱的教育,主张学生自治,使收回自办后的岭南大学很快步入正规,实现了岭南大学的“中国化”。李应林是岭南大学的第二任华人校长,由于抗战军兴,日军入侵,岭南大学面临空前的困难,但李应林带领岭大师生坚持办学,辗转香港粤北,筹措经费,同时倡导学生自治,实行工读制,聘请名师,以一颗爱国心支持抗战,注重学生德育教育,凝铸了“岭南精神”,成为学校发展的灵魂。继李应林之后的陈序经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他的治校方略中学者味较浓,特别注重教授队伍建设与经费的筹措。此外,陈序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倡学术“优容雅量”；严格管理,坚持办学民主；拓展校务,注重生源质量,进一步扩大了岭南大学的影响。通过对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办学思想和治校方略的探究,可以分析归纳出他们办学有如下特色：三任华人校长在治校过程中都注重民主管理方式的应用；注重经费的筹措,开源节流；狠抓教授队伍建设,重视学术研究；坚持办学自主,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提倡爱的教育,尤重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们治校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特质如优秀的品质、丰厚的学识、崇高的品格、卓越的才能,亦是他们治校能够为人所推崇的重要因素。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在教会大学“中国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岭南大学三任华人校长的研究于当代大学发展有重要启示：一是教育的大背景对大学校长的治校方略有重要影响；是治校理念和方法的特色可为当代大学校长治校提供参考；三是表现出的优秀个人素质是众多管理者特别是大学校长的垂范；四是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