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30年代分别主要活动于北平、上海南北两地，坚持“纯艺术”探求，并于30年代中期走向“联合”的诗歌群体（其中以所谓“现代派”为主体）为考察对象，试图对以往研究基于“现代主义”研究框架所带来的整体主义研究倾向和目的论叙事特征有所突破，彰显1930年代诗坛整体面貌背后的复杂构成及其诗歌实践的多向性和丰富性。文章主要从以下几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章从发生于1936-1937年间的“南北诗人大联合”谈起，指出1930年代诗坛中客观存在的两个诗人群体，在此基础上考量这两个群体的划分标准及其差异，并显示其各自的内部的复杂构成。　　第二章主要讨论了南北两地诗人不同的诗歌取向，讨论的方法是选取几个重要的问题点，以斑窥豹。第一节重点探讨以废名、林庚等为代表的北方诗人在此时期对于新诗的成立依据的新的思考和估量。而对这一问题，两地诗人表现出了不同的关注程度，这与他们不同的诗歌传统、诗歌眼光、诗人身份、诗歌场域及其带来的诗歌氛围，有着很大的关系。第二节讨论两地诗人在自由与格律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总体来说，北方诗人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要更加理性和慎重，讨论也更加深入;而相对来说，南方诗人的态度则简单和明快得多，但也正因此，他们就此问题也没有提供太多的有分量的诗学成果。第三节重点考察以“现代派诗人群”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对于“现代情绪”的追寻，然后作为对照，论述了北方诗人所表现出来与之颇有差异的“现代意识”。“南方诗人”对于“现代情绪”的追寻，既与他们所生活的30年代上海的现代都市背景有关，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面向西方最新文学潮流的“世界主义”眼光和抱负。而北方诗人并没有这么明显的现代都市意识，其“现代感”更多地体现为他们在历史和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和犹疑感受，而对于现实生活的疏离以及其边缘化的位置，又使他们往往走向了对于生命的沉思以及对哲理的智性思考，这都为他们的诗歌带来很强的内省化特征。　　第三章考量“南北诗人大联合”的实际内涵和意义，以此衡量将“南北诗人”整体处理的可能的限度。南北诗人在30年代中后期的联合，主要意义在于，他们在此时期国防现实日趋严峻，左翼诗人积极倡导“国防诗歌”，要求诗歌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背景下，共同葆有和坚持了一种尊重诗歌本身，重视诗艺探求的“纯粹化”诗歌立场和态度，反对功利主义诗歌观念。另一方面，国防现实的道德要求对于他们的诗歌实践也有潜在的影响和整塑，这既体现在个别的诗歌文本中，更主要的是内化为他们自身的一种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抗战开始后终于带来了普遍的诗歌立场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