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核危机成为了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各方围绕着伊朗核问题开展的一场外交博弈早已拉开了帷幕。伊朗研发核技术的能力和决心与美欧阻遏伊朗拥核的立场严重对立。伊朗核危机的背后实质是美国与伊朗的角力。中国作为第三方斡旋者在化解美伊矛盾,缓和核危机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斡旋”成为了促进当事国以谈判的方式达到和解的一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积极手段。自2003年伊朗核问题演变为核危机至今,中国从国家最高领导人到外交大使,政府官员都善于在中伊之间、国际组织,对外交往,跨国活动等不同的场合开展外交斡旋,在大国利益交织中努力寻求一种平衡。中国在伊朗核危机中采取斡旋战略原因是极为复杂的。首先是缘于国际大背景,冷战后国际局势整体趋缓,世界文明的共存共荣,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担负大国应有的责任。此外,伊朗地缘重要性以及核扩散的危害性以及伊朗在世界能源中的地位极为显要等因素使然,这就要求中国施行客观公正理性的斡旋政策。其次,中国在伊朗核危机中所采取的斡旋政策还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包括中美伊战略大三角中的战略利益诉求因素和中国和平发展外交战略的提出与实践因素都促成了中国的外交战略。中国在伊朗核危机中斡旋战略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安全的国际外交环境,而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形象。然而,目前中国的斡旋外交在解决伊朗核危机中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首先是观念上的不足:中国的外交斡旋被动性比较强,主动出击的成分少。对伊核危机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过于强调甚至夸大斡旋作用等等问题。其次,在方法和手段层面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斡旋中仅专注于伊朗和美国,仅仅在联合国安理会发挥作用,与其它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协调不够;斡旋本身的手段也很单一,没有充分发挥有关调节杠杆的作用,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各方的利益诉求;中国斡旋的政策主张中反对武力,倡导和平谈判,这仅仅是手段、途径而不是目的,和平之路依然遥远。面对这些不足和缺陷,我国应该给予高度的重视,扬长避短,进一步发挥斡旋外交在解决伊核问题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