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中美关系的世纪,把握21世纪的国际秩序,必须首先研究中美关系。洞察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根本在于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而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角度而言,把握中美经济关系的趋势,关键是研究中美经济外交。中美经济外交最核心的线索是崛起的国家与守成国家的互动发展关系。基于垂直分工的经济互补、基于相互依存不对称向对称的发展、崛起国家与守成国家的互动,这三大因素构成了中美经济外交的结构特征和环境。美方在国际分工中总体处于上游、在相互依存中拥有优势,常常是中美经济外交互动中的施动方,中方常常处于应对方,但从体系而言,美方总体处于守成一方,中方处于崛起方,中方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不断增强,从而日益具有主动性和话语权。随着相互依存的发展,中美经济外交中结构性因素潜移默化发生变化,但美方仍然居于优势地位,除了贸易领域,投资领域、金融领域的不对称性依然显著,但变化已经开始向投资和金融领域延伸。双边宏观协调已经建立机制化渠道,全球治理也在双边机制范围内率先发酵,并对多边对话发挥着着引领作用。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而言,依据双边经济沟通机制的建设情况和参与体系层面制度的建设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美经济外交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1978-1988),中美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这一基础设施,缔结中美贸易协议,中美经济外交初始化；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1989-2000),历经政治动荡,确立PNTR关系,签订入世协议,中美经济外交政治脱敏,启动了中美经济外交正常化阶段；中美经济外交机制化(2001-2007),2001年中国入世,中美双边有了共同的底层的经济沟通机制,2006年中美设立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构成中美经济外交顶层设计,从而中美经济外交形成了多层次立体沟通机制,机制化特征显著；中美经济外交包容化(2008-2012),在金融危机面前,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发动机,休戚相关,参与宏观协调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于2011年承认了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导作用,与美国2006年认为中国已经纳入到体系内发展遥相呼应,一种相互包容的经济外交形成,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开始。这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新鲜在三处：不同于一战前历史上,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互动的方式,他们最后都走向了战争；不同于一战后美苏的经济竞争和外交,他们最后闹了个你死我活；不同于二战后美国与德国日本的经济外交,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外交是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进行。中美经济外交走出了一条不同社会制度的经济体,从体系外到体系内再共同参与国际经济规则和秩序建设的的经济外交互动路径,一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形成,这种新型大国经济关系为全面的新型大国关系铺就了道路。35年的中美经济外交验证了,美国对华保持接触外交和中国对美持续开放这一互动模式的理性。35年来,美国的遏制和制裁都最后损人不利己,35年来中国的开放与进步收获了持续的红利。尽管前路仍有坎坷,但这种理性和战略必须坚持,这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姿态。如果没有意外,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守成,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才占美国经济总量的51%,如果中美保持过去35年的经济增长绩效,中国最快10多年,最慢需要近百年,才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相互依存的对称性发展,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权力转移是渐进的,尽管中国迅速崛起,美国仍然拥有相对优势。美国需要中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中国也愿意分享更多国际话语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需要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中国如想实现大国梦、强国梦,除了自身的发展和壮大,必须能够给国际社会提供普世价值、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服务,随着力量的发展,必须更有担当。在一个竞争性的国际社会中,权力与责任是会趋于对应的。这是崛起的中国必须正面的,理性看待的。从美国角度而言,保持开放和包容,是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能够继续焕发新生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