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城市商业银行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设立了众多异地分支机构,进行全国化布局。然而城商行的主要职责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帮扶中小企业成长,过度扩张行为却加剧了有限注意力与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总行所在地企业面临有限的信贷规模、较高的信贷成本与“短多长少”的信贷结构,受到严重的融资约束。且我国银行业整体处于过度竞争状态,难以把握的异地潜在风险需要城商行付出大量的人力精力管控,由此造成了规模不经济;而分支机构聚集的异地企业也因收到过多“橄榄枝”,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问题。因此再设立异地分支行无论对企业还是城商行都并非有益的选择。与此同时,经济转型背景下,国家对城商行异地经营发展提出了新的期盼:2011年,王岐山副总理对以北京银行为首的城商行“总想跨区域扩张”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同年4月,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表示未来将“暂停审批”那些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关于新增网点的申请。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更加强调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意义,而企业作为创新成果的主体来源,在研发筹资时又倾向于银行借贷。来自于企业融资的客观需求,与来自于银行盈利的主观要求,双重因素决定了在企业创新融资过程中,银行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严控异地经营背景下,城商行如何积极响应国家“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号召,更好服务好中小企业、助力企业创新成为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问题。由于在我国333个地级行政规划中仅有117个市设有城商行总部,2011年的政策会对不同城市的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准自然实验。因此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在梳理分析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理论,对严格管制城商行跨地区经营与属地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说,进一步介绍了城商行跨地区发展现状。其次,基于2005-2019年银行业、企业以及城市层面数据,以2011年事件为外在冲击,构建DID模型分析限制城商行跨地区对总行当地企业专利申请数的影响,并探讨了作用机制。经过丰富的稳健性检验与多样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政策实施有利于城商行总行所在地的企业创新,且在制造业、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此外,这种影响在西部、东部、中部的作用依次减弱;并通过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该政策可以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从规模、成本等方面提升贷款可获得性,改善了当地企业贷款期限结构,最终作用于企业创新,但仅产生了部分影响。最后,结合实证结果与相关经验,提出政府应坚持对银行跨地区经营的管理、银行应形成与实体经济相适应的发展结构、国家应营造良好的外部融资环境等政策建议,从而促进企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