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隐匿问题的讨论为从十七世纪至今的翻译研究活动提供了一次彻底和批判性的审视。译者的“可见性”这个术语源于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竭力完成的一部关于翻译研究的专著《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他指出译者的不可见性就是在译文中看不见译者的痕迹，他指出，这种使译文“透明”的幻想就是要求译者努力保证译文的通顺易懂。“可见性”这个术语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追溯和介绍了自十七世纪至今的各种翻译策略中通顺的翻译策略是如何占据了主导地位，并质疑在这样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通顺翻译策略下，译者是如何被迫隐身和“不可见的”，译者在这样的翻译策略下的被迫隐身中又隐藏了怎样一种文化政治因素呢?译者身份在长期以来的翻译实践中一直处于“仆人”的地位，他/她们一直被这种通顺的翻译策略所压迫，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译者的报酬和著作权的被剥夺就是很有力的证据。而今，由于与通顺翻译策略相对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提出，这些理论与实践旨在传达而不是消除不同语言和文化间的差异，通顺的翻译策略被质疑，译者不再沉默于做一个隐形人，在翻译的过程和策略的选择上充分发挥他/她们作为译者的主体性，使的他/她们译者的身份在译文中得以可见。韦努蒂还提出译者应当采取抵抗的翻译策略，这样既有助于保留源文的异国情调，也挑战了翻译作品在文学作品中的二流地位，并借此可以改变译者隐身的状态，提高译者的身份，使其最终能与源文作者享有同等的权威。译者身份的建构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建构——一种女性身份，边缘身份的建构。‘可见性’的外延意义则是从女性主义视角构建女性译者身份的可见性。加拿大的女性主义家西·蒙以及费拉德在她们的女性主义著作中强调翻译当中的性别意识将会重新定义译者‘身份’的含义，特别是女性译者的身份。费拉德指出，在女性主义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译者必须突出在翻译过程中‘自我’的存在。正如著名的女性主义家巴巴拉所指出那样：女性译者的任务就是使女性的性别身份在翻译中可见。翻译中的性别意识为女性译者的身份问题的考察提供了新的观点。长期以来，译者的身份一直被喻为是一种女性化的身份，一种边缘化的身份，要改变这样一种二流的身份地位，女性译者必须采取使自己在译文中可见的翻译策略，在翻译的过程中发挥其主体性，例如从对译本的选择，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对源文的操纵，无不渗透着女性译者主体意识形态，女性译者对源文的干涉提高了女性译者的身份地位，改变了其隐身的状态，使女性译者在翻译过程和译本中得以‘可见’。 《简·爱》是英国的著名女性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的代表作，它之所以成为英国文学史上一部有显著地位的小说，成为世界闻名的一部小说，是因为它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敢于争取自由和平等地位的妇女形象。这是一部充满女性主义思想的小说。继这部小说出版以后，它也相继被多国译者所翻译，在中国的译本也层出不穷，自然地，对这些不同译文进行比较分析的文章也是不以计数。祝庆英的译本自八十年代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这决对不只是因为这位女性译者在语言层面转换上的技术如何娴熟，而是在于她作为一位女性译者她深知翻译的时候怎么去与源语作者进行文化层面上的沟通，在翻译策略上如何选择以达到保留原文作者所要向读者传达的文化含义，以此来唤起的语读者的共鸣。本文将以《简·爱》这部小说同一时代的两个中译本作为个案进行对比研究——一个为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本，一个为男性译者吴钧燮的译本。通过这样的个案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是怎样对译本进行干预并发挥译者主体性的，作为译者的她是运用怎样的翻译策略使她的译者身份在译作中得以可见的。 本文围绕译者身份的“可见性”这样一个主题，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译者身份的“可见性”的构建：什么是“可见性”?“可见性”是在什么前提下得以建构的?译者是怎样重塑文化身份的：作为翻译的主体，女性译者的身份是怎样影响翻译过程的?在翻译过程中她怎样发挥主体能动性及怎样运用翻译策略来提高女性译者的身份并最终在译作中可见的?第二部分是对女性译者祝庆英的中译本《简·爱》的研究，并对男性译者吴钧燮的译本进行个案对比分析，研究在翻译女性主义的作品时，女性译者是怎样重构原文中的女性主义思想的.最后的结论是：对同一原文本的不同的阅读会导致不同的译文版本，译者的身份，意识形态，翻译策略，社会意识形态，经济状况，文化架构无不影响译者对原文的操作。由于女性和男性在社会中的不同政治，经济地位，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同一原文文本的解读和翻译，女性译者的译作是有别于男性译者的译作。正如面对同一女性主义著作《简·爱》，女性译者祝庆英的译作与男性译者吴钧燮的译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着区别的，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可以在译作上清晰可见的，即译者的身份，意识形态，翻译策略是翻译构成的重要因素，是可以在译作中显现的。对这些显现因素的考察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译者在翻译中的身份，使译者本身在翻译过程中得以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