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国GDP（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0万亿元，年增长率达到6.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者第一名。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国对于环境问题也越来越重视，国家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不断加大环境保护的力度。2015年1月“史上最严”《环保法》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国家随后不断推出和修订相关环境法律，确认环境污染的责任归属，引导经济的绿色发展。配合着大量环保法律的出台，国家也从引入行政拘留措施、开展公益诉讼等多方面加强了环境问题的处罚力度。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态度，势必会传递到资本市场，引起投资者的反应。重污染企业由于环境问题，长期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点监管，那么当环境规制加强的信号传递到资本市场时，是否会影响到这类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呢？同时重污染企业为了应对环境规制，会进行相应的环保投入来降低违法风险。从资金使用对象来看企业的环保行为可区分为投资预防型和费用清损型两类。前者为在环境污染发生前进行的预防改造，如非金属制品企业发生的废气脱硫脱硝改造、余热发电项目等。后者为发生环境污染后的污染治理支出，如采矿企业发生的矿山恢复费、水矿资源补偿费等。企业这种不同的环保投入策略能否缓解环境规制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冲击呢？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本文从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探究环境规制与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关系，并将企业环保投入策略纳入研究框架，进一步研究不同的环保投入行为对两者关系的影响。
　　本文以2012~2018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如下：（1）执法层面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显著正相关，而立法层面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无显著相关关系。（2）执法层面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在污染程度较低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3）投资预防型环保投入越大，执法层面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正相关关系越弱，而费用清损型环保投入不存在这种负向调节作用。（4）投资预防型环保投入对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正相关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在污染程度较重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1）本文将地区环境规制纳入研究范围，从立法和执法两个角度，在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这一微观层面，探讨环境规制对资本市场的作用效果。拓展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视角，验证了不同环保监管力度的经济后果。（2）本文区分了不同类型的企业环保投入行为，将其按照资金使用对象分为投资预防型环保投入和费用清损型环保投入，研究不同环保投入在环境规制与股价崩盘风险间的调节作用。尝试解决学术界对企业环保投入概念厘定不清，一概而论的现状。（3）本文综合考虑了地区污染程度、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产权性质等特定情境的影响，较为全面地剖析了环境规制、企业环保投入策略与股价崩盘风险三者间关系的作用情境。为更好地发挥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监管环境的共同作用提供直接的经验依据，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由于笔者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文本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有：（1）对环境规制和企业环保投入的分类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学术界目前对于环境规制和企业环保投入的分类尚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执法和立法两个层次，把环保投入分为投资预防型和费用清损型两个类型，该分类标准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其客观性还有待以后的研究加以验证。（2）环境规制数据不具体。本文用省级层面的相关数据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只考察了31个省份。处于相同省份的企业也会因所处城市、地域等因素受到不同的环境规制。由于笔者时间和精力有限，没有将数据进一步细化，数据不够细致。（3）研究样本存在局限性。由于企业环保投入的相关数据均来源手工收集整理，出于对时间的考虑，笔者选取了2012-2018年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样本局限于重污染行业，行业范围涵盖的不够全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