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飞速发展的这些年里,人们的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随之产生的纠纷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也日益明显。民事法律制度众多,不当得利制度在其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调整法律规定之外的、当事人之间的财产往来法律关系。由于不当得利制度是“舶来品”,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在司法实务中运用时面临困难,特别是“获利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构成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矛盾和争议不断。随着社会经济交往的频繁和复杂,近些年来不当得利案件数量逐年攀升,民事立法中对于“获利没有法律根据”要件的证明责任分配缺乏明确的指引,导致不同法院在审判同类型案件时,经常会做出不同的判决结果,这对司法裁决的公平性和权威性产生了消极影响。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法院对“获利没有法律根据”这一法律要件的正确适用问题,我们要充分发挥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从现有的司法案例归纳问题、解决问题。实证研究法是本文采取的法律论证方法,方法运用依托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本文调取了较大数量上的案例样本,进行数据上的实证分析,能够归纳、分析出不当得利制度在证明责任方面存在的缺陷。希望能够为不当得利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和不当得利制度的完善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撑和实证参考。实证部分从不当得利案件的适用情况、证明责任承担主体对于裁判结果的不同、证明责任承担主体的变更、不当得利类型论在实务中的应用情况以及不当得利诉讼的案由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在具体案件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同、未明确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含义、责任的证明标准不同、诉讼中证明困难、其他类型案件同不当得利案件交叉这些问题。本文从上述问题出发,分析其形成的原因,认为应当将证明责任根据不同的种类进行以下的分配:在对给付型不当得利案件进行处理的过程当中,由于不当获利,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所以权利请求人需要对其中的证明责任进行承担;而在处理非给付型不当得利诉讼案件的过程当中,如果请求人的行为是利益转移过程当中所诱发的一个主要因素,则需要请求人自己承担证明责任,如果这不涉及请求方的行为,受益人负有举证责任,如果法律规则和事件造成这种责任,请求人负有证明责任。与此同时,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通过明确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的区别、需要将法官的释明权公开、优化证明标准的层次、在恰当时刻使用法官调查取证权力,来完善不当得利上述证明责任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