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面临外部融资约束程度的高低是管理者与外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委托代理矛盾严重程度的体现。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或委托代理矛盾较为严重时,企业进行对外融资所面临的影子成本就会相对较高,也就是会面临较为严重的外部融资约束。传统的融资约束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水平较高的企业往往能获得相对较高的股票超额收益率,这是因为那些面临着较强的外部融资约束水平的企业更倾向于通过技术创新来缓解自身的融资约束,因而会被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拥有更高的超额收益率。但毫无疑问这需要建立在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之下。本文企图利用全球23个国家企业样本的数据,基于动态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构建出全球企业的融资约束指数,在此基础之上,采用非平衡面板回归分析模型进一步探讨融资约束作为一个特殊的资产定价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率的影响作用以及这种影响作用的一些异质性特征。研究发现,传统的融资约束理论在本文的全球样本研究中并不适用,即出现了“反融资约束”现象,融资约束对超额收益呈现出一种负向的影响,融资约束水平较低者相对于较高者而言具有更高的超额收益。针对这一融资约束“异象”,本文引入知识产权保护虚拟变量,并将其融入非平衡面板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企业融资约束的异质性特征。结果显示,在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情况下,融资约束程度越高,企业的超额收益率也就越高,反之,则越低。由此我们认为,融资约束对超额收益的正向促进作用需要建立在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基础之上,这一结论在欧美地区和发达国家中更加显著,同时,也对“反融资约束”现象作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