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讽刺诗在我国诗歌传统中是最具现实干预性的。刘禹锡和白居易面对他们所生存的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民不聊生的中唐社会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用讽刺诗来表达他们对政治、社会的关切。刘禹锡的讽刺诗和白居易的讽谕诗各有特色,在思想蕴含上,刘禹锡的讽刺诗更多的是对永贞革新集团的不平之鸣;白居易的讽谕诗则更多的是对底层百姓艰苦生活与社会黑暗现实的揭露、批判。在艺术特色上,刘禹锡的讽刺诗言在此而意在彼,寄兴深微,含蕴无穷;白居易的讽谕诗意激言质,主旨鲜明。在诗歌理论上,刘禹锡继承王昌龄、皎然以来对意境理论的逐步开拓,进一步提出了“境生于象外”的命题,对中国诗学中的意境论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白居易继承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杜甫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美学,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对中国的现实主义诗学进一步深化总结。政治讽刺诗的产生或者说大量出现往往是因为诗人生活的社会出现各种弊端,研究刘禹锡、白居易的政治讽刺诗,首先,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刘禹锡、白居易二人的创作实绩与特点,其次,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中唐社会整体风貌的认识,再者,也能对我们当今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正面的经验与反面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