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中国外交面临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历史任务、国际利益的排列次序、外交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外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决定中国必须在外交思维上做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融入多边外交体系，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战略，中国国际角色认知转变都是中国外交思维转型的几个重要侧面。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当前中国外交继续表现出为国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内向性，同时其外向性也在不断增加，在保护和拓展海外利益的基础上开始积极重视自身的国际身份、国家形象以及国际责任，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长。面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力量，“中国责任论”渐渐成为国际体系内的主要国家的对华主流态度，从而构成对中国国国际角色的外部期待和体系约束。在既有内部要求也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应对“中国责任论”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思维转变的重要命题和外交政策转型的重要议题。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国际秩序转型的同步进行是塑造新时期国际体系形态的结构性因素。在中国国际战略观念转变的背景下外交思维也经历了巨大转变，国际责任的承担，国际义务的增加和贡献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的能力和意识的增强是中国外交思维由封闭、单一、革命转向开放、多元、理性务实的标志性特征。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国际体系内革命型的，试图改造修正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型国家转变为体系内合秩序型发展的国家，积极融入、参与、培育、创设国际多边外交体系，参加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加入国际条约，遵守国际承诺，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际体系的有效运行。对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坚持发展核武器，从而打破朝鲜半岛无核化现状，破坏东北亚安全战略稳定局势，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挑衅性外交举动，中国首次公开表示强烈反对，这是中国外交由革命型向融入型、合秩序型发展，且与国际社会主要大国在全球基本安全战略议题和地区安全稳定现状维护上持有的一致性和协调共同意向及维持国际核不扩散有效性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明证。中国开始有意识并在现实中脱离原先的边缘位置，向新的国际社会中心位置趋近、融入，并通过自身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加入一些非西方的成分，并构筑自己国际社会的图像，使得新的国际社会或者是全球社会展现出更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转型几乎同步发生，是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变动的首要事件，在复杂交错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多样化的全球公共议题的解决所需的国际合作背景下，中国对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阶、身份和利益进行了重新界定，从红色革命时代试图改变现存国际体系挑战者的身份转变为合秩序发展、将国际规范内化为自身外交政策和行为准则的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合作者身份，伴随着这一身份转变和国际观、世界观调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包括领导层世界观的调整和对于中国与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国际制度关系的观念变化以及日益开放的社会中公共舆论导向的变化而来的是中国外交思维的深刻调整。从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相结合的角度承担自身能力限度内的国际责任、提供相应有利于维护国际体系运行的公共产品是树立大国形象的战略之举，也是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理论研究的首要政策命题和研究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