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讲到“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如果将1905年之前的科举视为制度科举,那么1905年之后的科举,可看作是一种符号科举。后科举时代,制度形式的科举虽然消逝,但科举仍以符号的方式继续存在,不仅制约着人们的思想,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1905年到1949年之间的符号科举,在“旧”的主旋律下,根据时代背景的不同和时人情感倾向的差异,呈现为守旧的象征、怀旧的倾向、述旧的选择三个层次。守旧象征层面上的科举符号可以看作是时人对科举的价值判断。在中外新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新旧善恶的价值判断几乎对等,“科举”作为既定的旧,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视为封建、顽固、守旧的象征,赋予毒、旧、病等一系列负面的词语;科举遗迹如贡院、书院等,或是被人们拆毁,或是转为他用;科举思想也被冠以“毒”的称号,深入人们生活的每一个侧面。象征守旧的科举符号特征十分明显,如科举毒、科举痰迷病、骨董、存货等等。怀旧层面上的科举符号可以看作是人们科举情感的寄托。随着恶质化的科举符号深入人心,怀念科举的行为一经露头都会受到猛烈的抨击,因此怀旧层面的科举符号较为内敛。人们对科举制度、科举时代、科举社会的怀念多反映在笔记、日记及部分文学作品中,如况周颐的《眉庐丛话》、刘大鹏《退想斋日记》等,然而,隐性科举符号的呈现并不影响人们对符号科举的探索和讨论,反而为符号科举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侧面和更为丰富的内涵。述旧层面上的科举符号多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这一时期废科举引发的社会负面效应逐渐显现,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人们对科举时代的怀念逐渐转为较为理性的科举述说,如科举与文官制度、科举与乡村教育、科举与代议制度等的讨论,学术性科举研究,如科举起源问题、科举与社会流动、科举与教育等的逐渐涌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述旧科举的内涵。三个层面的科举符号,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交织,分别从价值判断、情感取向、学术选择三个方面构成了符号科举多面相、多角度的复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