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污染监管执法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指导下展开,地方各级政府的环境属地监管职责通过环境网格监管体系进一步落实。但基层环保执法面临着夹缝处境:在污染认定上,环保标准与社会感知之间存在冲突;在分税制改革以及政绩考核的经济导向下,地方的经济需求与环境利益之间存在张力。在常规执法中,执法者为回避严格执法对地方经济利益的不良影响采取“问题隐性化”策略,具体表现为“象征性补偿代替法律监管”和“以罚代管”,执法对象则往往以“隐蔽机会型”违规策略应对,二者形成合作博弈。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强治理”情势下,执法者为应对中央自上而下传导的政治压力采取“运动突击式”策略,执法对象则衍生出“聚合升级型”策略。随着环保督察结束,这种“强治理”回归到常规执法状态,基层政府与上级行政部门形成动态博弈。基层环保执法在乡村场域内运行,因而要在乡村场域内考察其实践逻辑。基层环保“夹缝”执法的实践过程表明,环境违法行为的信息获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村民的环境利益表达。然而,基于环保标准和权威检测而形成的技术理性对隐性环境问题的认定起决定性作用,这使得村民基于社会感知产生的生活理性被边缘化,从而排斥公众参与到环保执法工作中来;同时,技术理性在基层社会呈现出“水土不服”的现象,权威性和技术性执法资源相对短缺。基层环保执法本质上是一个政府过程,因而也需要从政府的内部运行来分析其实践逻辑。基层环保执法工作嵌入到地方综合治理当中,在“块块”中心工作的构建中,由于环保考核的政绩激励不足导致环保工作边缘化。同时,县级环保部门与乡镇政府存在“职责同构”,但乡镇政府负担的治理任务过重导致环境属地监管悬浮。中央通过环保督察纵向嵌入地方环境治理,但受制于央地信息不对称,地方政府“应付式”履职得以可能,治理效果有限。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本文最后尝试探讨“生态文明”建设下基层环保执法的发展前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不仅为环境法律提供合法性解释,也作为一种政治话语,通过党政体制渗透到环保执法实践中。“生态文明”对基层环保执法发挥着支撑作用的同时也对其提出了革新要求,基层环保执法具有专业执法和社会综合治理的多元属性,须以环保执法工作为抓手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民生保障与环境治理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