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两大运动,两者相伴而生。在两者的历史交往中,民族主义为现代化注入了多样性,现代化不断重新塑造着民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这一交往特征在阿富汗有着生动的体现。现代阿富汗民族的建构始于18世纪中叶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建立,而阿富汗民族主义的兴起则源于对西方强势文化挑战的本能回应。作为阿富汗民族主义诉求之一的“现代化”于19世纪中期开始启动,这反过来又赋予民族主义以“现代性”,随着“青年阿富汗派”的形成,阿富汗民族主义基本形成。与此同时,阿马努拉激进的现代化改革造成了阿富汗民族主义的离散。在纳第尔国王和查希尔国王前期,阿富汗民族主义被聚合到国家层面。但是在“十年宪政”期间,现代化的悖论,以及阿富汗与外部世界交往的失衡,使阿富汗民族主义再次出现了离散现象,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开始挑战国家民族主义的合法性。1973年政变后,达乌德试图将离散的民族主义再次聚合到国家层面,但以失败告终。“四月革命”后,不仅阿富汗民族主义的行为主体、形式发生重大转变,阿富汗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交往特征产生变异,由相互促进变为相互削弱。苏联入侵,“塔利班”掌权更加剧了这一趋势。2001年阿富汗战争后,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交往出现了历史的契机,但是两者交往的文明化有待于民族主义自觉性的提升,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