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游为界,梁启超启蒙诗学从政治启蒙走向德性审美启蒙。启蒙是梁启超一以贯之的诗学目标,但对启蒙认识的差异决定其诗学形态的不同:前期以政治启蒙为宗旨的小说界革命,意在掀起中层知识人创作政治小说从而培养一代“新民”,因之如何借助大众媒体,引起传统学人改变对小说的偏见,从而以小说为手段实现政治启蒙,就成为梁启超启蒙小说理论构建的主要目标,对群体心理的洞察与运用,便成为梁启超完成此一目标,并决定其理论形态的重要因素。欧游经历促使梁启超对欧洲现代性文明展开反思,并促使他改变早期政治公民的启蒙目标而转向个体的德性人格启蒙,为此他回归传统,在对儒家“尽性主义”与孔子“仁”的阐释中,通过“情感教育”与“趣味主义”实现个体性与社会性的调和,物质生活与生命精神的融合。梁启超试图以此克服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并重新确立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价值,这就形成其后期以“情感”与“趣味”为中心的德性审美诗学形态。梁启超政治启蒙诗学开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理论模式,而他的德性审美启蒙诗学则成为现代新儒学文化诗学精神的起点,作为中国现代诗学思想的两个源头,考察启蒙目标与梁启超诗学形态的变异对重新勾勒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知识谱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