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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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为解决限制生育政策引发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近十年来我国逐渐实施了放宽人口生育的政策。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新生人口不仅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可增加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等的总需求,从而扩大社会再生产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增加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量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本文基于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的家庭数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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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口第一大国,为解决限制生育政策引发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劳动力供给不足等问题,近十年来我国逐渐实施了放宽人口生育的政策。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新生人口不仅能够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可增加对商品和服务消费等的总需求,从而扩大社会再生产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因此,如何增加我国育龄妇女生育子女数量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本文基于2018年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的家庭数据,通过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分层事件史模型,分析了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微观个人因素和母亲职业、工作身份等职业差异对家庭中母亲生育子女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母亲的教育程度是影响家庭中生育子女数量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受过教育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生育孩子的可能性更大。家庭收入越高,母亲倾向生育多个子女,但当母亲的工资越高时,她选择生育子女的概率越少。在工作中母亲为自雇主身份,比身为雇员或无雇佣关系的母亲生育更多孩子的可能性更大。二胎政策对不同职业的母亲影响不同,虽然对母亲生育子女数量有积极作用,但在以往的实践中表明其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发挥强效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本文针对提高家庭生育子女数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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